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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儒
前些日，一全国著名大学校庆，校长在讲话中将鸿鹄误读为鸿 hao,将谆谆读为 dundun,引起议论。
平心而论，这件事有点儿遗憾——如一般人读错也就罢了，您可是全国一流大学的校长啊！无论如何，都有点儿说不过去。
事后，校长公开道了歉，很诚恳的。有几段话给我印象很深，大意为：“这次是学会了（指这几个字的读法），但成本的确是太高了点儿。”“觉得一个大学校长，不应该文字功底这么差。”“我会努力的，但还是很难保证今后不会出现类似的错误，因为文字上的修炼并非一日之功。”
我感慨万千！
校长生活在内蒙古一个偏远的小农场，他叙述的情景使我忆起我工作过的黑龙江农场，这个江边的农场闭塞而遥远。校长小学时正赶上“文革”，又使我忆起“文革”时的情景，老师被批斗或下放，学生整天读语录和“老三篇”。在这种乱糟糟的学校学习，文字功底肯定打不好基础。我还记的女儿将钞票读为“沙票”，我纠正她还不服：“老师教的！”写字的笔顺不对，写国字先把四框写完再写玉字。我说：“应先进人，后关门。”如此教育，岂不误人子弟？
有人不重视基础教育，认为中小学无关紧要，打错而特错！小学就像盖房的地基，打不扎实，盖再高的楼房也不会牢固。这位校长的悲剧正在于此！
农村盖平房都要打夯，随着声声夯号，人们把夯使劲砸向地基。这就像小学教育，基础打好了，房子才会结实。小学生犹如一张白纸，“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矣！无论正确的或错误的教育，都会在“白纸”打下深深的烙印，终生难忘。启蒙教育，重于泰山！
十年“文革”的损失，单说教育方面就很惨痛，百年树人的初级教育误人不浅。还记得我们单位一位会计，该算“文化人”啦吧？把购货单上的“十把大斧”写成“十把大爷。”采购员笑道：“会计，别的好买，您这十把大爷我没处去买啊！”一时传为笑谈。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错必改很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连学界泰斗，老北大校长蔡元培也道过歉的。1912年2月清朝发布退位诏书，3月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国家刚从专政政体转向共和政体，急需人才。蔡元培读到京师大学教师胡玉缙写的 《孔学商榷》，十分赞赏，欲请到教育部任职。
蔡指示下属起草公文：“奉总长谕，派胡玉缙、王丕谟接受典礼官事务，此谕。承政厅谨传。”
没想到，当时默默无闻的胡玉缙给学界泰斗蔡元培回了一封抗议信。大意：“一、谕字是清朝陋习，专制王朝词汇，现为民国，不应再用。二、 ‘谕’ 字是上级对下级发号施令的文字，我是前清官员，与教育部无隶属关系，未知从何谕起？”
蔡元培赶紧道歉：因下属工作失误，责任由我承担。承政厅道歉：谕字用词不当，新政府刚成立，公文尚未规范等。
蔡元培再次恳请胡玉缙：我因公务繁忙未看公文，错用一字。望先生海涵，敬请任职。
胡玉缙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闻过则喜，知错必改，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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