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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安琪 查鸿翔
约翰·梅西·赞恩的《法律的故事》用举例来证明法理学意义——通过蚂蚁的社会构成来反观人类原始社会的结构。赞恩认为，从法理学意义上来讲，法律是人类推理和有意识的目的必然结果。人类之所以区别于蚂蚁一类的动物，正是在于人们在达到族群和环境的和谐统一之后，勇于踏出舒适区，努力不断构建更加合理法律体系的行为，这促使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即意味着社会的发展。改变法律的能力才是进步的源泉。法律的发展不仅伴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还伴随着人类精神的成长。从一开始，道德、宗教、习俗及正义的理念就是法律发展的基础。随着原始人良知的第一次闪亮登场，法律就走进了道德本能的发展阶段，在此以后，道德就成为法律的重要基础。正义的核心概念是每个人拥有平等承认的权利，它要求社会标准适用于一切人。
西方法律思想史中有一句名言，即没有对上帝的希望和对地狱的恐惧就没有西方法律思想史。人为了敬拜神，在人间给神修建了住所，在这里，不幸的人寻找慰藉，有罪的人寻求庇护。丹宁勋爵认为，没有宗教可能没有道德，没有道德也就没有了法律。人凭着宗教精神可以认识“公正”。孟德斯鸠是这样定义宗教中“至善尽美”的法律的：“宗教设定了规矩，其目的不是为了好，而是为了最好；不是为了善，而是为了至善。”人类的法律是训诫，宗教的规矩是劝说，应多一些劝说，少一些训诫。
法律的源头都是习俗。学者普遍认为法律和习俗在早期社会是毫无区分的。法律史家和人类学家指出，原始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习惯规则为基础的，而且这些规则并未得到立法者的颁布，或未得到法官以书面形式的阐述。
在法与社会的各种关系中发现法的精神和原理,这是当代立法的基础。当我们审视法律时，会发现许多不是法律的东西，但却影响着几乎所有的法律关系，这就是道德、习俗、正义、宗教与良善的概念，它们是大多数人接受的行为准则，隐藏在法律的下面，即我们所谓的公序良俗，这是法律的基础部分。近代以来，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却在司法。普通法的历史表明，如果没有法庭和律师，道德、正义等概念就无从产生、无法表达出法律权利的内涵。只有依靠公正的司法制度，国家才能最终实现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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