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科秘密党员杨度

　　杨度被称为“四朝元老”，先后为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效力；但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他一生都在探索救国的真理。他生在湖南，追求执着，被梁启超称为“典型的湖南人”；他曾留学日本，结交同盟会，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国民革命特使”，被孙中山称为  “可人”；他又是著名的君主立宪派，“帝制祸首”，想开历史倒车，被袁世凯称为“旷世奇才”；他还是上海青红帮头目杜月笙的坐上宾；他在生前的最后几年，营救共产党人李大钊，与中央特科成员接触，成为中共秘密党员。

作者：姚华飞《上海滩》编辑出版

倾家荡产营救李大钊

杨度，原名承瓒，字皙子，后又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等。1875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姜畲石塘村。大革命失败后，处于追求进步与迷茫的杨度，在北京经老朋友、当代名流胡鄂公的引荐，再次密晤李大钊。在与李大钊的不断接触中，看到了新的曙光。杨度此次只有笃信代表最大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苦难的中国，果断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

1927年4月4日，杨度在北京参加熊希龄的一次宴会上，从外交部长汪大燮处，获悉张作霖近日要派军警到苏俄使馆旧兵营里搜捕革命党人的消息，随即托辞离去，通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特别市党部负责人报警：“军警不日将入使馆区追捕党人，请马上转告守常先生，火速走避。”但李大钊没料到来得那么快，而且内部事务还没有处理好，故遭逮捕。李大钊被捕后，杨度全力营救，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前去安国军司令部面见张作霖，与张作霖斡旋，赢得短暂的营救时间。同时，断然卖掉在北京的住所——“悦庐”公馆，换得4500大洋，全部用于贿赂买通审案官员，全力营救李大钊出狱。杨度还派自己的儿子到狱中探视、密传消息。并通告社会各界，引起大众对此案的关注。

在杨度的奔走呼号下，许多社会名流与进步人士参与了营救。杨度在营救活动中得知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时，当即表示同意。但李大钊坚决反对：“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又应当，但已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冒险，应当保存力量不使革命再受损失。”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革命同志被张作霖施以绞刑杀害。李大钊的牺牲，令杨度万分悲愤，也让他认清了北洋军阀的反动本性。李大钊身上体现出的共产党人的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给了杨度巨大的震撼。在感动之余，杨度以能与李大钊结为挚友为幸事，遂与妻子商量，卖掉北京家里的家当和妻子值钱的首饰，又变卖了在青岛的房产，将所得金钱全部用来救济死难者家属。李大钊牺牲后，他继续在北方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毁家纾难，多方帮助周济遇难者的家属和支助党的经费。

1928年初期，杨度从北京来到上海，以卖字为生。因杨度以书法见长，文才出众，所获酬金极为丰厚。将所余的钱捐献给鲁迅、夏衍等人发起的“自由大同盟”和以郭沫若等发起的“中国互济会”等革命组织。也是在这一时期，杨度在积极寻找中共党组织。

周恩来批准杨度秘密加入共产党

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滩，血雨腥风、恶象环生，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自己一身正气，机智谋略与敌特斗智斗勇。他不时地化装改变形象，时而为找到掩护职业而奔波。陈赓为了隐蔽，在恒泰汽车公司当上一名职员。他一心要把情报科的工作搞好，使其名副其实地成为保卫党中央的一把利剑。他牢记周恩来的嘱托，情报科要有各种能手奇才。

有一次，陈赓与胡鄂公相遇。胡早年在北洋政府混事，李大钊担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时，对他进行启发教育，他转变立场参加革命活动，又经李大钊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向陈赓介绍自己的好朋友杨度。他认为杨度过去的确是保皇派，但后来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了根本变化，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从他的表现看，确实一心向党，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如果说能吸收他入党，就可以让他利用良好的社会条件，为党做出秘密工作。陈赓听后心里一动，他对这位湘乡老乡久有所闻，他当年拥戴袁世凯弃总统当皇帝，怎么现在能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呢？于是他又仔细向胡鄂公了解杨度的情况。胡介绍说：过去他确实是保皇派，五四运动前夕，他主动到上海向孙中山先生谢罪，并决心追随孙中山干革命。经孙中山介绍他与李大钊相识，李给他马列书籍阅读，给他讲革命道理，使他有了大彻大悟之感，思想觉悟不断提高，认识到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中国才有希望。

陈赓向周恩来报告了杨度近况。周恩来认为陈赓思路对头，称赞他对隐蔽战线的工作有了新思路。周恩来对陈赓说：“杨度虽然很复杂，但他的思想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社交面广，熟悉中国情况，如果能当上杜月笙的客卿，就可以利用杜同国民党高层密切的关系，了解到国民党上层的动向，对保卫党的安全肯定是有用的，所以要做好他的工作，用他这种特殊身份做好情报工作。”陈赓说：“听说他十分希望见到你，向你请教。”周恩来欣然同意和杨度见面。

杨度得知周恩来要亲自到他家来同他相见，兴奋异常，伏案挥毫疾书：但哦松树当公事  愿与梅花结后缘。这时有人进来告客到了，他赶紧离案相迎，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走了进来，握住杨度的手热情地说：“你就是鼎鼎大名的杨皙子先生？”杨摇摇头说：“我是个臭名远扬的人。”周说：“不能这样说嘛！我记得中山先生曾昭示国内外，说先生此番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杨度对周恩来这样清楚记得中山先生对他的评价，既高兴又敬佩。这时，周恩来已走到桌前，看到杨度刚才写好的对联，小声念起来，连声称赞：“好！写得好。”周恩来说：“我是相信有缘千里来相会这句话的，也请杨先生相信，只要时令一到，先生必能和梅花喜结厚缘。”杨度激动地握住周恩来的手：“有先生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以后陈赓又同杨度多次接触，谈得都非常投机，杨度主动提出愿意接受党组织分配的工作任务。但杨度不同一般人，情报科要用他工作，必须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经政治局派人考察，认为杨确实有较高的政治觉悟，自愿为共产党工作，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贡献力量。同时他有很好的情报条件。青帮头子杜月笙与国民党上层关系密切，他可以从杜处了解国民党的一些重要动向。他交际甚广，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取情报，是隐蔽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应该很好地发挥他的作用，同时注意保护他的安全。据此中央政治局做出了使用杨度从事情报工作的决定。

当陈赓将中央的决定告诉杨度时，他特别高兴，表示一定要努力为中共工作。陈赓根据杨度的情况，布置他利用各种机会了解国民党上层反共的动向。他就经常同国民党上层人员接触，了解国民党南京统治集团的最新动向。从杜月笙处了解帮会活动情况，特别是国民党与帮会勾结策划镇压革命力量的阴谋活动。一旦搜集到这些情报，他就整理出来及时报告周恩来。1929年秋，经潘汉年推荐介绍，周恩来批准杨度成为秘密共产党员。

在隐蔽战线为党作贡献

杨度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员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不向亲属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一心扑在地下党组织交给自己的秘密工作上，不但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还帮助中央特科同各方面建立了关系。他同国民党政学系的那些政客比较熟悉，通过他找到政学系的关系，了解到政学系秘密活动的内幕，与蒋介石的关系等情况，并经杨度同国民党改组派取得了联系，经常了解到汪精卫、胡汉民的情况，而且经此渠道，又能随时了解南京统治集团的动向。

1928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筹备出版党的地下报纸《红旗》。1930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第二期出版，报头“红旗”二字，潘汉年特请杨度题写报头，为这份报纸添色增光。杨度毫不犹豫地一挥而就。只是这幅题字在《红旗》上刊出后，很少有人知道这是杨度所写。

杨度又经帮会人物张尧卿的介绍认识了杜月笙，成了杜的坐上客，能更多的了解到上海流氓帮会的情况，以及与杜有来往的国民党要员的一些情报。杨度先后与潘汉年、夏衍单线联系，经党组织同意，他给杜月生当名誉顾问，借机收集不少情报，直接交给夏衍。

杨度以受杜月笙的尊重为掩护，广泛地与上海各界人士交往。在品茶、饮酒、打麻将，乃至进出戏院、电影院、宾馆等处游乐时，通过随意交谈，杨度收集了众多来自国民党高官大员们的反共情报或绝密军情资料，然后通过秘密渠道，及时转送给中央特科。

周恩来临终嘱托《辞海》加入杨度入党一事

杨度的大半生是在帝制、军阀、官僚和政客中度过的，非常熟悉旧社会官场内幕，知道许多北洋军阀、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他晚年以自己的特殊经历，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滩，出入虎潭虎穴，把搜集到重要情报及时汇报给地下党，起到了别人无法代替的特殊作用。有人说他傲慢、投机，他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杨度有其特有的性格，他入党后，也因为当时的局势，在自己队伍内部他从不称“同志”，而是以“先生”，“兄弟”相称。如杨度对周恩来称“翔宇兄”、“伍豪先生”。

1931年杨度积劳成疾，卧床不起。9月10日，杨度从病床奋力起身，为自己写了一幅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9月19日，杨度逝世，周恩来、陈赓和潘汉年曾秘密到杨度墓前致祭。

作为中共秘密党员的杨度，在他生命最后几年中，为党的事业忠诚奋斗，可歌可敬，但是他的事迹却属于秘密。直到1975年，周恩来临终指示秘书嘱告王治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终参加了共产党，是我周恩来介绍并直接领导的，要转告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的词条，定要把杨度晚年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1978年，王治秋、夏衍、李一氓等老一代革命家，遵从周恩来的嘱告，分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文章，将杨度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所作出的贡献，公布于世。时隔40多年后，杨度中共特科秘密党员才为世人所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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