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中央扫黑除恶第14督导组组长姚增科向黑龙江省反馈督导情况时提到,因涉嫌违纪违法、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哈尔滨市纪委常委、监委委员刘杰被查处。
这是刘杰充当“保护伞”的消息首次被公开。
中共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去年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又为破除黑社会保护伞作出了贡献。但是,该系统内部的“害群之马”也破坏了队伍纯洁性。近年来,一些“内鬼”被揪出。
他们中既有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张化为、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魏健、中央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原组长莫建成、吉林省纪委原副书记邱大明等重量级人物,也有一些地市、区县纪检监察系统的“内鬼”。
这些“内鬼”有的在纪检系统工作长达30年,有的在监察委主任上履职仅一个月便被“斩落马下”;有的在任上落马,有的退休后仍难逃被查;有的已经获刑,有的被降职。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纪委监察机关是现在反腐败斗争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防线,如果这条防线内部出现问题,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各级纪委“自清门户”,势在必行。
作者:周群峰
《中国新闻周刊》编辑出版
多地纪委“自清门户”
今年以来,多地纪委监察部门“自清门户”的新闻时有发布。
1月3日,湖北省纪委监委派驻省自然资源厅纪检组原组长王保平落马,在通报中,省纪委监委强调清理门户,防止“灯下黑”。
3月17日,陕西省咸阳市委原常委、原纪委书记权王军被宣布接受调查;6月5日,安徽省纪委驻省交通运输厅纪检组原组长阎如政落马;6月17日,广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柯珠军被查。
柯珠军在担任广州市纪委副书记期间,在央视《新闻联播》出镜过。
“今天我代表纪委对你进行一次提醒谈话。”2016年5月26日,《新闻联播》画面中,柯珠军以约谈人身份对时任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贺全龙说。
事实上,十八大后,中纪委内部已有多名“内鬼”被查。
2017年,央视播出反腐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有8名中纪委“内鬼”出镜,分别是魏健(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明玉清(中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原副主任)、罗凯(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曹立新(中纪委法规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刘建营(中纪委第十一纪检监察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申英(中纪委第十二纪检监察室原处长)、袁卫华(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处长)、原屹峰(中纪委第八纪检监察室原处长)。
他们中有多人参办过大案要案,比如魏健、刘建营参与查办过薄熙来案,刘建营参与查办过白恩培案,袁卫华参与查办过辽宁慕马案、天津武长顺案,原屹峰参与查办过万庆良案、朱明国案。
让人唏嘘的是,这些昔日的“打虎”干将,重蹈了他们审查对象的覆辙。
《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山西、广东、吉林、辽宁等省份,均有省纪委书记或副书记被查。
2014年2月27日,时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被查;同年11月28日,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被查;2015年4月1日,时任广东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省预防腐败局局长钟世坚被查。
金道铭曾任山西省纪委书记四年多,朱明国曾担任广东省纪委书记长达五年,钟世坚曾任广东省纪委副书记三年多时间。
2018年9月11日,吉林省纪委原副书记、省监委原副主任邱大明被查;同年12月18日,辽宁省纪委原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杨锡怀被查。
履历显示,邱大明和杨锡怀,在纪检委系统任职都超过10年。
此外,黑龙江省也有曾任过省纪委常委级别的“内鬼”被查。
2017年6月5日,黑龙江省纪委原常委、纪检监察一室原主任宋川被查。在落马之前,他曾到多所高校、多个机关作反腐倡廉的专题报告,给纪检监察干部们讲课。他个人还曾获得“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还有些“内鬼”,级别不高却也引起关注。比如,2018年3月27日,海南省东方市(县级市)原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周雷被查,成为全国首个落马的监察委主任。周雷因在该位置只待了一个月,被媒体称为最“短命”的监委主任。
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内鬼”,还包括广东省蕉岭县原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温健忠等。
有些纪检系统“内鬼”即便已经退休,也难逃被查的命运。
2019年6月5日,曾任安徽省纪委驻省交通运输厅纪检组组长的阎如政被查;7月22日,曾任海南省纪委监察厅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陈东柏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阎、陈二人均在2017年退休。
2016年11月1日,中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原副主任明玉清被查时,也已退休8个月。“我在这个机关(中纪委机关)工作27年了,一直都是张着嘴说别人,尤其是过去拿着镜子是照别人,没有照过我自己。”明玉清在央视出镜时说。
从相关处理看,不乏被降职者。
比如,阳泉市原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谭伟中被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辽宁省纪委原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杨锡怀被降为副厅级非领导职务。
这些纪委“内鬼”中,有些人已经获刑。
兜售案情等“生意经”
通报显示,2006年至2014年,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张化为,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房产销售、案件调查、职务提拔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给予的字画、金条、玉石、珠宝首饰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284.93万元。
去年5月30日,湖南省纪委纪检监察四室原主任曹明强受审。检察指控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投资、案件处理、承揽工程等方面谋取利益。
相关通报显示,吉林省纪委原副书记、省监委原副主任邱大明“干扰审查调查工作,泄露中央巡视移交线索处置情况,违规干预、插手违纪违法案件查处并跑风漏气”。
还有“内鬼”收到或查到涉案人贪腐线索后,故意藏匿起来,将其当成与涉案人员交易的筹码。
比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原副主任陈方、黑龙江省纪委原常委宋川等相关通报中都提到“私自留存纪律审查资料”,“私自扣押检举控告材料”,“泄露尚未公开的纪律审查信息”等。
天津市纪委信访室原副主任刘忠掌握到一些举报信息后如获至宝,将其藏匿,当成了跟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进行利益交换的筹码。
还有些“内鬼”,成为官员和商人之间的掮客,帮人办事赚“介绍费”。
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魏健是十八大后中纪委机关首个被调查的厅局级领导干部。通报显示,他涉案总金额达数千万元,向他行贿的人员达一百多人,其中既有官员,也有老板、同学、同乡。他借助职务影响力,向地方官员打招呼帮人办事,例如帮人升官、安排工作、打官司、揽工程项目等。
一宋姓老板想在四川上马一个项目,希望能获得政府支持。他找到魏健后,魏立刻给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打了一个电话。此后该老板项目迅速得到了推进,作为答谢,他向魏健行贿上千万元。
“我当时因为在这个位置上,联系省里,领导也比较当事儿。所以对我来说也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儿。”魏健在《打铁还需自身硬》中说。
魏健受贿所得都藏在一个书房里。“我平常也没时间花钱,家里条件也不错。收来以后,我就往那屋子里一扔,一锁就拉倒。我真是傻啊!”
中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原副主任明玉清,也是接受老板请托,向官员打招呼,从中收受钱物。他虽是一名厅局级纪检专员,但一些省部级领导甚至上门到他家送礼。
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三处原处长罗凯、中央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室三处原处长申英均涉“最牛开发商”赵晋案(赵晋为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之子,已被调查)。
该片披露,罗凯从赵晋手中先后低价在天津购买了四套住房、两间商铺,而他则在自己工作联系的天津市,多次为赵晋在土地审批、工程项目等地方提供帮助。
罗凯并不直接向相关官员提要求,而是通过饭局,把赵晋介绍给官员认识,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他对此称:“把别人(官员)请来,就是显示我们俩(罗凯和赵晋)之间关系好。他(官员)对你(赵晋)肯定会照顾的。至于怎么照顾,照顾什么,那就不是我的事儿了。”
时任中央纪委第十二纪检监察室处长的申英也是在饭局上,引荐赵晋和官员认识。
充当掮客后,罗凯和申英也从赵晋处得到了金条、名表、珠宝等回报。
2018年5月,《广州日报》一则报道称,广东省纪委通报10起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在通报的案件中,有的纪检干部自恃位置特殊、人脉广,以摆平事儿为本事,大搞权钱交易;有的与老板和监督对象勾肩搭背,千方百计利用职权捞取好处;有的徇私情、当“内鬼”;有的擅自处置问题线索,帮助有问题反映的干部打探消息、说情抹案;有的越权办事,擅自扩大调查范围,甚至利用手中权力寻租;有的拉大旗作虎皮,假借组织之名,行谋私利之实。
自查背后的追问
针对“内鬼”现象,近期多省开展了纪检监察系统内部督查。
8月5日,四川省纪委监委召开会议,安排部署2019年纪检监察系统内部督察工作。会议指出,要有效开启“内观自省”模式,有力回应“谁来监督纪委监委”之问,推动纪检监察队伍实现从“监督者”到“被监督者”的身份转变。
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信息显示,2019年度纪检监察系统内部督查共分为3个组,从政治建设情况、履行职责情况、作内建设情况等三个方面,分别对3个市(州)纪委监委、7个省管大一型国有企业纪委、8个高校纪委开展内部督查。
去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已有多个相关文件显示,纪检监察系统内部越来越重视自查问题。
2018年11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会议提到,对执纪违纪、执法违法者“零容忍”,坚持执纪必严,用铁的纪律强化日常管理和监督,严肃处理违反党章党规的行为;坚持纪法协同,依法监督公职人员严守底线。
近期,天津、青海分别出台了《天津市纪检监察系统内部督查工作办法(试行)》《青海省纪检监察系统内部督查办法(试行)》,强化自查。青海在文件中称,该省纪检监察系统内部督查工作按照“一次一授权”原则,每年开展2至3轮督查,每轮成立2至3个督查组,确保本届省纪委常委会任期内,对每个督查对象督查一次。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建议,应通过提升纪检监察机关的法律属性、提高队伍素质、及时适度公开案情、引进第三方监督等手段,来降低纪检监察机关出现“内鬼”的概率。
他还强调,对纪检监察机关已经查处的“内鬼”,要严惩不贷。“只有及时清理门户,才能保证队伍的纯洁性,并向公众彰显办案公平公正公开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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