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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上海的公共卫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随着一大批发热哨点的建立，公共卫生领域在迎来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法律困惑。昨天，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及市人大代表来到杨浦区，调研了杨浦区中心医院，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立法调研。
“发热哨点对于保障公共卫生，应对疫情来说非常有必要，但疫情过后，这些发热哨点的去向却成为了问题。”市人大代表、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崔明对此有些担忧。在他看来，目前本市建立的发热哨点大多还是简易建筑，“有的是集装箱改造的，有的是临时搭建，疫情过了之后，它们就可能成为违法建筑。”崔明认为，从城市需求来说，发热哨点是必须的预警机制，因此就需要通过立法，让发热哨点合法化、常态化。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张辰则建议拓展发热哨点的选址。“发热哨点并不一定局限在医院周边扩建，有一些市民生病后首先选择去药店买药，因此可以将药店或者网上药店作为发热前哨。”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杨浦区内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于3月底完成发热哨点诊室建设，7月将完成全覆盖1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哨点诊室建设。据悉，全市已有117家发热门诊和200家发热哨点诊室。同时，上海已建立了社区发热哨点诊室对接区域医疗中心或指定医院的转诊机制。截至5月底，全市200家发热哨点诊室中，已有148家接诊过发热患者，共3346人次。
杨浦区疾控中心主任张蓉指出，疾控机构定位不清晰、权责不对等。在他看来，目前疾控中心作为专业技术部门承担提出防控策略和落实防控措施的职责，但无行政权力，导致监测场所进入难、监测对象不配合，大多依靠人际关系完成监测任务。他建议依法赋予疾控机构防控策略和技术方案制定、发布和实施的权力。
其次，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的防控救治分工协作机制不健全，联防联控各部门之间的联络协作及信息互通机制不完善。张蓉建议联防联控机制法制化，公共卫生联席会议制度化，明确各部门防控职责，畅通信息联络渠道。
张蓉认为，疾控体系建设应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的很长时间，公共卫生人员待遇低、设备投入逐年紧缩，导致人才流失严重和此次新冠疫情中检测能力不能满足需求。”张蓉建议国家对疾控机构的投入，包括硬件设备的投入、人员保障的投入、科学研究的投入都应有长期规划和法制保障。
杨浦区卫健委主任高贺通指出要加强“预备役”队伍建设，他建议以立法形式确保各类医疗机构建立涵盖临床相关专业医务人员组成的“预备役”医疗应急队伍，定期开展培训，切实提高应急储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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