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模糊不清的照片

　　□荆山客

运气这件事说起来好像有点迷信色彩，可它确实是存在的。对一个人来说，运气是好是坏还要综合他的整个人生状况来看。打麻将输了钱会怪自己的手气不好，这“手气”就是运气。假如赢了呢，那运气当然是好的。这是一时一事，小打小闹，不足为训，对人生也没有意义。一个人有了足够的阅历之后，他会深信运气之于人的一生往往有着不能小觑的作用，到后来甚至会影响到他的整个人生命运，好坏皆是注定，逃也逃不掉的。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叫《舒婷的赌气和运气》，说到诗人舒婷运气好。1977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海风习习。在夜来香弥漫的美丽鼓浪屿，舒婷陪着著名诗人蔡其矫先生散步。闲聊到女性，蔡先生说：“有的女性漂亮，但没有头脑；有的女性有头脑，但又不漂亮；还有些女性既漂亮又有才华，但是不温柔。”舒婷听了很不爽，当晚回家即赌气写成了《橡树》，据说夜里还“发着高烧”。第二天她便把这一纸诗稿交给了蔡先生。接下来就全是运气了。蔡先生去北京的时候把这首诗推荐给诗人艾青。久不见好诗的艾青喜欢至极，认真地抄在本子上，并建议把原题《橡树》加个“致”字，真可谓一字之师。那时候艾青还没平反，赋闲在家，北岛时常陪着他。于是北岛也看见了，就拿去发在他和芒克主编的油印诗刊《今天》上，并张贴到北京的西单墙。差不多两年时间，又被时任《诗刊》编辑部主任的诗人邵燕祥先生看到，拿去发表在1979年《诗刊》4月号上，于是舒婷一夜成名。少了蔡其矫，舒婷这首赌气的诗就不一定写得出；少了其他那位诗人的环节，这首诗就不一定能面世。舒婷的例子说明，运气确实是存在的，但前提是诗人要有真才华。

同样好运气，七月派重要诗人绿原先生当年也是遇上的，可后来这运气仿佛转化为晦气，变得十分糟糕。

人的阅读趣味确实是有差别的，这差别就是来自关注点兴趣点的不同。比如说“七月派”重要诗人绿原先生，我最初知道他并不是因为他的诗，而是因为他是“胡风反党集团”的重要分子（当然现在是笑谈了，都已经平反），他当年因为被打入胡风反党集团是很吃了些苦头的。绿原先生本姓刘，早年我读过他的一篇有小传性质的文章叫《我的这个名字》，讲述他笔名的由来，其中有个细节印象深刻。

上世纪的四十年代初，绿原先生还是个四处打工热爱文艺的小青年。机缘凑巧，他认识了诗人邹荻帆和冀禤。因为都是年轻人，又都是湖北老乡，很谈得来，大家处得十分融洽。邹先生就劝他考大学。可他高中都没毕业就四处闯，是没资格考大学的。战时虽然很混乱，但大学的招生还是有板有眼十分正规。冀禤先生说他有办法，就给了绿原一个多年失去联系的同学某师范学校的毕业证。这毕业证上盖了钢印的照片，因为年久受潮已经一片灰白模糊不清，证件的主人是个周姓的名字。绿原先生就用它去报考，居然蒙混过关，考上了复旦大学的外文系。四年大学生活，绿原先生就一直用周姓的名字读下来。虽然也是冒名顶替，这和近年来各地不断揭露出来的冒名顶替别人上大学不同，绿原先生毕竟是以自己的真实成绩考取的，战时的周姓学生不知身在何处，即使绿原不用他的毕业证，那个毕业证也是一张废纸了。

1944年大学毕业，美国和国民政府合作建立“中美合作所”，因为他读的是外文系，校方按照军方的要求分配他去中美合作所。那时绿原已经小有诗名，而且也认识胡风，他就写信征求胡风先生意见，去还是不去？胡风先生不了解这中美合作所的性质，告诉他要谨慎些不要去。结果1955年因为这封信，胡风的罪名又加一条是“勾结国民党”，绿原的罪名是“美蒋特务”。

福兮祸所倚，谁说得清呢？我就想，如果当初他不认识诗人邹荻帆和冀禤，或者没那个师范学校的毕业证，绿原先生考不上大学，那么他的命运会如何呢？想了半天的结论是:那就没有后来大名鼎鼎的诗人和翻译家绿原先生了。就像绿原先生后来的感叹：“本来，名字不过是个符号，叫什么不叫什么，无可无不可。我们叫它玫瑰的那个东西，叫其它任何名字不也照样香吗？予岂好名哉，予不得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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