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墓五次迁修的故事

　　陈独秀不担任党内职务，离开党组织后，在上海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但他并没有放弃革命事业，仍坚持最初的理想和信仰，时刻关注着世界形势的发展。1932年，他致信中共中央，呼吁联合行动，反蒋抗日。这一举动也给关注陈独秀已久并密谋抓捕陈独秀的国民党有了逮捕他的借口。1932年10月15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陈独秀，随后将他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

陈独秀被捕后，引起了社会上的巨大反响。

淞沪战役爆发后，日军轰炸南京，其中就包括老虎桥监狱，陈独秀也因此获得减刑出狱。

1938年，出狱不到一年的陈独秀辗转到了四川江津。在江津寓居的陈独秀除潜心致力于文学研究外，还不停地撰写抗战反日的文章，身体力行地在江津黑市中学参加抗日演讲活动。此时的陈独秀没有经济来源，除了接受北大同学会的经费和亲朋好友接济外，主要靠一些稿费艰难度日。除个别好友知道陈独秀的身份，任谁都不会想到，这位身形清瘦、性格冷傲的老人竟然是陈独秀。

1942年，陈独秀在家中病逝。他过世后，由于家中极度贫困，到了无钱安葬的地步。所幸当时江津的两位名士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伸出援手，解决了困境。他们为陈独秀提供了一块墓地，又为他置办了楠木棺材和寿衣，用丝帛包裹全身入殓，将他安葬在大西门外鼎山山麓之康庄。书法家葛俞康篆刻了“独秀陈先生之墓”的碑文。

《上海滩》编辑出版

隐名迁墓  魂归故里

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二儿子陈乔年，在父亲的引领下投身革命事业。不幸的是，在大革命时期他们分别于1927年和1928年被国民党逮捕，并遭到残酷迫害，在上海龙华壮烈牺牲。在陈独秀弥留之际，陪伴在他身边的只有儿子陈松年。陈松年没有忘记父亲的临终遗言：“以后回家，把我的棺木和祖母的棺木都带回去，我和你母亲合葬在一起。”但当时的陈松年囊中羞涩，无法承担将棺木运回远在故乡安庆的费用，只能暂时将父亲葬在江津。

从1942年陈独秀去世，到1947年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在这五年的时间里，陈松年攒够了陈独秀和祖母的棺木运回故乡所需要的资金，可以将父亲和祖母谢氏的灵柩运回故乡，让亲人的魂灵得到安息。

陈独秀孙女陈长璞回忆起此事，说道：“先祖母高晓岚生前请风水先生在安庆北郊林业大队选择了一块墓地，占地两亩左右，1930逝世后便安葬于此。她生前曾与先父陈松年说过：‘我与你父亲，生不同衾死同穴’。1947年6月1日，先父陈松年遵照先祖母遗嘱，将先祖父灵柩和先祖母灵柩合葬在一起，并立碑‘先考仲甫公之墓’，墓碑大小比先祖母的碑小三分之一。”

陈松年没有用“陈独秀”一名立碑的举动，也让陈独秀回归到了一个普通父亲和普通老百姓的角色。但更重要的是，他本意是旨在保护陈独秀墓的安全。

1953年毛泽东主席南方巡视，军舰停泊在安庆时，与时任安庆地委书记的傅大章说：“安庆是陈独秀的故乡，听说他还有个小儿子在安庆，若他政治上生活上有困难，你们要给予照顾解决。”随后，当地公安局找到了陈家后人的下落。1954年开始，每月由统战部门补贴30元生活费给陈家，一直发放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

陈长璞还回忆，因陈独秀的身份敏感，自1947年灵柩落葬安庆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陈松年从未携带家人前去祭祀过。每逢陈独秀的忌日和清明、冬至，陈松年只是自己去坟墓前悼念片刻，但不做任何祭祀行为，这让当时还年幼的陈长璞颇感不解。然而，正是由于陈松年有意识地保护，陈独秀的墓冢一直没有遭受到大的破坏。

百年诞辰  立碑显名

“文革”结束后，民间的一些学者和专家重启了对陈独秀的研究，尤其对陈独秀在建党和“五四”运动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做出了肯定，一批有关陈独秀生平的研究专著也纷纷出版。陈独秀墓的第三次修建，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陈长璞回忆道，这次修建，离不开一个人的大力主导，那就是时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长的蓝天。1979年，蓝天就陈独秀问题特意致电安庆市委：“今年是陈独秀诞辰一百周年，安庆市委可以不出面，但是要由市政府拨点款给陈独秀的家属，让他们出面将陈独秀墓修缮一下。”于是，市委相关部门就派人联系上了陈长璞，给了陈家200元的修缮经费。200元在1979年可谓巨款，但于修缮墓地一事还是杯水车薪。

自上次修墓以来，在这三十多年间，陈独秀墓冢变得几乎与地面一样平，墓冢周围又密密麻麻的种上了杉树，致使墓冢位置难以辨认。为慎重起见，陈松年找到了当时为陈独秀抬棺的一位朱姓老农民，经过他的认真指认，再加上陈松年每年去悼念时，也做了相应的标识，这才确认了陈独秀墓的具体位置。

找到陈独秀墓所在地后，陈家便用这200元经费，在原址上为陈独秀重新垒起一个简单的坟冢，并重新以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鹤年（陈独秀与高君曼之子）四个儿子的身份立了块碑。碑文由陈长璞亲拟，并交由陈松年审阅。这一次，碑上正大光明地写上了“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几个字，昭告世人沉睡于此地的墓主人身份。

陈独秀墓能够迁回故里，陈松年功不可没。

邓公批示  墓地重修

1979年对陈独秀墓的修缮只是抢救性的修缮，墓的规格与陈独秀的身份是不相称的。因此，陈长璞与一位陈家后人一道，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其中就包含了对于重新修建陈独秀墓的请示。

邓小平阅后作了批示。批示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到安徽省办公厅，再由安徽省办公厅转至安庆市委办公室，安庆市委办公室的同志电话通知了陈长璞。批示提出：陈独秀墓重新立碑，可以作为文物保护起来。

这便有了陈独秀墓的第四次修缮。这一次墓地的修缮，由市文化局接手，关于墓地的一些修缮问题，市文化局听取了陈家人的意见。

陈长璞回忆，当时父亲陈松年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状况下，没有什么可参考的，就按照四川下葬时那个墓的规模去办吧，不要封顶也可以。过去不是有句话叫盖棺定论吗？我父亲到现在还没有盖棺定论，这次修墓就不要封顶了吧。”市文化局采纳了这个意见，在修缮陈独秀墓时果然没有封顶。同时，他们请了安徽省书法协会的张建中为墓碑题了“陈独秀之墓”五个字。

从“先考仲甫公之墓”这样的家坟，到这次“陈独秀之墓”的保护性修墓，前后共花了34年。这次修缮前后一共花了三年时间，1983年正式完工。

政府拨款  大修建园

1994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次将陈独秀作为党内人物收录进册，改变了以往将陈独秀不看作党内人物的做法。

1997年，由于联共中央一些档案的解密和译介，国内掀起了一场关于陈独秀和大革命的研究浪潮，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展开了深刻讨论。

也是在这一年，陈长璞又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写了一封信，希望陈独秀的思想在史学界加强研究，以期能够引起足够重视，以史为鉴，昭示社会。当时江泽民将此信交由曾庆红，曾庆红批示后，又将文件下发到国家文物局，同意重修陈独秀墓一事。陈长璞在得到回复后，就开始北京、安庆两地奔波的历程。通过她的努力，最终争取到了85万的修缮经费。同时，安庆市政府又拨付配套资金50万。1999年，陈独秀墓开始了第五次修缮。

墓的修建很快完成了，但立碑一事又让陈长璞犯了难。墓碑上写什么字，由谁来写，大家意见都不一致。有人说，可以请同是安庆人的赵朴初老先生来题字；又有人说，可以集陈独秀自己的字，来做这个碑文。陈长璞为慎重起见，便请示了当时的安庆市委书记陈履祥。陈履祥热情地接待了她，并问她是怎么看待这两个意见的。

“这两个想法我都不是很赞同。”陈长璞直言不讳。

“说说你的想法？”陈履祥很惊奇。

“我认为，第一，赵朴初老先生无论从人品还是艺品来说，都是一等的。但是我个人认为，赵老是佛教领袖，给陈独秀墓碑题字，合不合适？不管怎么说，陈独秀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长璞说道。陈履祥点了点头。

“第二，关于集本人字的意见。历史上还没有集本人字题写墓碑的先例，这样做也不是很妥帖。”陈长璞又说道。陈履祥再次点了点头：“那你自己是个什么想法？”

“要不然集历史上名人的字，要不然就用电脑打字，黑体或者颜体我觉得都很不错。尤其是颜体，题墓字也显得比较庄重。”陈长璞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陈履祥笑笑：“我觉得你说的都很有道理。就按你的意思办吧！”

陈长璞得到市委书记的认可后，便找到时任安庆市博物馆馆长的胡寄樵征求意见。胡寄樵精通书法和篆刻，他给陈长璞提议：“电脑刻字未免太轻飘飘，我觉得还是集字比较好！我看，集唐朝欧阳询的字还合适，你若同意，我就着手集。”陈长璞一听，点头表示同意。

随后，陈长璞到岳西县购买合适的黑色大理石，并请篆刻师傅，集了欧阳询的字，来为陈独秀刻碑。碑文是“陈独秀先生之墓”，由陈履祥加上了“先生”两字，以示对陈独秀的尊敬。当时的交通不便利，石碑沉重不便运输，是在石碑下面安装了滑轮，才将石碑从岳西滚到了安庆。当时陈长璞在市文化局任职，兼任陈独秀墓园修缮管理处主任，在她的亲自监督下，陈独秀墓的第五次修缮圆满完工。

2004年，安庆市政府拨款并号召全市共产党员捐款筹建独秀园，捐款300元以上的人将其名字刻在纪念碑上，并颁发纪念手册一份，以示永久纪念。独秀园于2008年竣工，并对外正式开放。2009年，陈独秀纪念馆修建完工并对外开放。现在独秀园包括：陈独秀墓、惊雷浮雕、石牌坊、柏林墓道、陈独秀铜像、新青年碑刻和纪念水塘。如今，陈独秀墓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独秀园也成了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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