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的“眼光”

　　□  沈栖

倘论我国现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黄炎培，都会提及他于1945年7月的延安之行，以及期间与毛泽东的“窑洞对”。它不止是为这位进步民主人士人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中国现代史上永不褪色的一页。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1945年春天已显露胜利的前景，同时，中华民族也处于光明与黑暗、民主与独裁、和平与内战搏斗的前夜。由于蒋介石在联合政府问题上不肯让步，国共谈判陷于僵局。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于6月2日联名致电延安，希望“从速恢复商谈，促成团结”。18日，毛泽东、周恩来回电表示：只要国民党当局愿意，中共方面乐于恢复谈判，并邀请黄炎培等人赴延安当面商谈。7月1日，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左舜生、傅斯年一行6人抵达延安，进行了为期5天的访问。

鉴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国人对这块被称为陕甘宁边区的特殊土地不甚了解，大后方的知识分子也渴望撩开它那神秘的面纱。1944年夏天，曾有一个中外记者团莅临，参观访问月余，《新民报》赵超构、《大公报》孔昭恺等记者多有比较客观公正的报道，但也有诸如作为中外记者团领队的谢宝樵（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四处作“访延报告”，竭力渲染延安“言论不自由”  “主义不合国情”  “作风有悖人性”。黄炎培对陌生的共产党及其根据地充满好奇，想通过实地考察了解真相，以解“究竟谁得国人信仰”的心结。

在延安短暂的5天，除了三个半天的会谈，黄炎培抓紧时间，马不停蹄地到处参观探访，他惊喜地发现了一个充满阳光的真实世界，并且与重庆做了比较：看到“代表朴实和体格的健全”的延安军民，联想起山城街头那些“绅士式的男子和涂脂抹粉、洒香水、穿高跟鞋摩登装束的女子”；看到共产党将领“一个个都是朴实稳重”“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联想起陪都衙门那些“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的大官们；看到“爱民如子”  “对老百姓的生命和他们的生活负责”的边区政府，联想起“肆意欺压百姓”  “实施白色恐怖”的当局……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使他感受到了“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的共产党边区政府，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治理得有条有理”。黄炎培感慨：“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延安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笃信“不看清是真理所在，决不盲从”的黄炎培延安之行后，受  “发现真理”的激情驱动，决定在日记的基础上整理出版《延安归来》一书。眷属和友人担心  “替共产党宣传太危险了”，而黄炎培坦言：  “这是良心的使命”。他知道，倘若遵奉《战时书报检查令》在出版前送交当局审查，此书必遭厄运，于是，他决然拒交审查，径直印刷出版。1945年8月10日，国统区战时第一本拒审书《延安归来》在重庆国讯书店出版，风靡国统区和解放区，声震遐迩！

值得一提的是，黄炎培延安之行与毛泽东的“窑洞对”。在离开延安前的一次闲谈时，毛泽东问黄炎培参观延安的感想，他坦诚地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有了解。就是希望贵党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略作沉思，答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倾心于政治民主，并为实现这一基本价值目标不懈努力。作为中间派的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党派（如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在客观实践中已不再恪守“不偏不倚”的立场，但依凭自身有限能量又难以实现这一道路，那么，理想将寄寓何方？经过延安之行的黄炎培把目光投向了代表着民众利益的共产党。信奉“民为邦本”理念的黄炎培在民主政治的引领下，抵制伪  “国大”，一步步笑迎新中国的曙光。诚如他在《海行》一诗中所咏：“他在憧憬了，/张开着有力的翅膀，/从阴沉沉雾罩下，/几时迎取一轮新的太阳，/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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