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摄行为利益相关者及法律规制

　　李清伟

□所谓屏摄是泛指观影者观影时，通过电子设备对影片拍照、录音、录像或拍摄拍短视频等的行为。由于这种行为存在着不同层度的社会危害性，引起了电影作品的权利人、相关参与者，甚至政府的普遍关注。

□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内，涉及电影屏摄问题的法律规制，并非无法可依。《著作权法》规定了对电影作品未经许可的复制发行行为是侵权行为。《刑法》则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涉及电影的部分有“以营利为目的”“复制发行”“电影”作品的行为。

□就世界范围来看，对电影院盗录、屏摄等行为的法律控制也呈现出越来越严的趋势。我国电影产业正处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对电影摄屏、盗录行为在法律上严格控制也是必然选项。

电影《八佰》热播之际，有关屏摄、盗录问题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人们从不同层面对此进行分析，从道德层面看，屏摄行为不道德、不文明，是对电影制作者、表演者不尊重的行为；从法律层面分析，屏摄行为有可能构成侵权行为，屏摄行为在其他国家甚至有可能被定义为犯罪。那么，应当如何认识并恰当对待屏摄行为呢？

屏摄行为的利益相关者

所谓屏摄是泛指观影者在电影院或其他播放电影的场所观影时，通过相机、录像机、手机等其他电子设备对正在播放的影片进行拍照、录音、录像或拍摄拍短视频等的行为。更有甚者，在盗录、屏摄后，将屏摄录制的照片、短视频、录音等发到朋友圈，甚至发到其他网络平台。由于这种行为存在着不同层度的社会危害性，已经引起了电影作品的权利人、相关参与者，甚至政府的普遍关注。

首先，从屏摄行为与其他观影者的关系上，屏摄行为直接影响到同伴观影者的观影体验，使他们难以融入电影，影响观影效果。对同期观影者而言，这种权利还不足以构成法律上的权利，可能只是一种道德上的权利。因而，其救济途径只能通过向影院运营者、管理者投诉，由他们加以制止。在这种关系中，屏摄行为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对这种行为应在道德上予以谴责。

其次，从摄屏行为与院线的关系上看，院线可能是双重角色，一是院线就是屏摄的行为人，二是院线对屏摄行为应尽的管理义务。如果院线本身就是屏摄行为人，其动机通常带有营利目的，屏摄、盗录同时伴有传播行为，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这是法律必然禁止的行为；从院线作为管理者而言，院线应负一定的注意义务防止屏摄行为在院线发生。基于这样的义务，实践中经常看到电影票根上会附言，如“在每一张电影票背面的观影须知上都有这么一条：未经许可，场内不得摄影、摄像和录音”。当然，现实中一旦发生院线与屏摄、盗录者结合的情形，情况就变得复杂了。

再次，从摄屏行为与制片方的关系看，由于制片方享有电影的所有权及其他相关权益，屏摄行为必然与制片方之间形成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直接表现为利益上的直接冲突，因而，制片方对屏摄行为最为关心，这主要归结于电影作品的权利属于制片者这一制度设计所致。

最后，屏摄行为与电影创作过程中的其他参加者之间的关系，比如编剧、导演、演员、摄影、作曲等之间的关系，由于他们与制片方的关系，特别是权益分配关系，他们对屏摄行为虽然也持反对立场，但由于这些利益并不那么直接，因而，他们对于屏摄行为的态度也大不相同。武怡楠在《在电影院屏摄，动了谁的奶酪》中，采访了不同剧本策划、导演、摄影师、策展人、院线经理等，他们对屏摄行为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这就是显见的例证。

屏摄行为到底是侵权还是犯罪

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内，涉及电影屏摄问题的法律规制，并非无法可依。《著作权法》规定了对电影作品未经许可的复制发行行为是侵权行为，对电影作品的复制发行权是著作权和邻接权的控制范围，未经许可实施这些行为即构成著作权侵权。我国《刑法》第217条则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涉及电影的部分只有“以营利为目的”  “复制发行”  “电影”作品的行为。

如何理解“复制发行”呢？根据《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的意见》第12条之规定，“发行”，包括总发行、批发、零售、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以及出租、展销等活动。“发行”，其含义大体等同于“传播”。2016年，湖北的汇梦影视茶吧老板卫杨汉因盗录、非法放映、转卖影片等一案，法院最终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这是国内首例因“影院盗录”而被判侵犯著作权罪并直接入刑的案件。该案所采用的标准就是把非法放映视为“传播”，“传播”即“发行”，这是比较宽泛的“发行”标准。

此处的  “发行”与《著作权法》上的“发行”，含义并不完全相同。著作权法上的“发行”仅指以出售或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的行为，除此之外，“信息网络传播”  “广播”等行为，并不必然归入“发行”的范畴。在电影屏摄问题上，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复制的电影作品，是屏摄电影作品的主要“发行”渠道，如果按照著作权法，则应认定为侵权行为，如果按照刑法则有可能归入犯罪行为。这里存在着标准上的不统一问题。

除此之外，《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发现进行录音录像的，电影院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要求其删除；对拒不听从的，有权要求其离场。”这一规定，与《著作权法》《刑法》中的规定，似乎有不和谐之处，此处的规定相对比较温和。从其结构上看，第31条是一个完成的法律规范，既有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又有法律后果，但是，对电影放映中对电影进行录音录像是否违法，如果违法应承担什么性质责任，第31条并没有规定，它只是对现场应当如何处理作了明确的规定。至于事后应当如何处理，这就要结合著作权法、刑法的规定，以及违法的情节来认定了。在这个意义上，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的规定与刑法、著作权法的相应规定，相互关联，内在逻辑上也是统一的。

摄屏行为的规制逻辑

电影院盗录或屏摄行为普遍存在。就世界范围来看，对电影院盗录、屏摄等行为的法律控制也呈现出越来越严的趋势。

美国是电影产业最发达的国家，其对电影作品保护的法律也最为严格。早在1897年，美国就把侵犯版权行为入罪，刑事入罪以“故意”和  “营利为目的”为认定标准，但绝大多数案件仍旧在民事领域判定；1982年，《盗版及伪造法案》出台，版权入罪开始真正走入公众视野；1992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版权重罪法案》，使得入罪标准从音乐作品扩展到所有作品，把“以营利目的”的入罪标准，放宽到“有意获取商业利益或私人财务所得”，呈现出越来越严厉的趋势。美国多数州立法已经明令禁止屏摄、盗录，违者可能被判3年监禁。加拿大刑法修正案对电影屏摄盗录等也采取了零容忍的立场，规定了个人未经影院经理的同意，在影院录制公演的电影作品或其声带的非法录制电影行为，处2年以下的监禁；为了销售等目的非法录制，则处5年以下的监禁。日本的《防止电影偷拍法》规定，在电影首映后的8个月内，在观影时，无论录制完整的电影画面还是录制片段，也不管是整部上传网络或者只上传片段，甚至只是留着自用而不予传播，均属于违法行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电影产业正处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对电影作品的保护也必将与国际规则趋同，因而，对电影摄屏、盗录行为在法律上严格控制也是必然选项，它内在地要求制度设计上应坚持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按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分别归入道德规范、侵权法和刑法规制的框架中，通过全社会的自律与自觉，远离屏摄或盗录，切实保护电影投资者和制片方的合法权益，尊重创作者，激发他们创作的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期待好的电影作品越来越多，电影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作者系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娱乐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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