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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圣祥
随着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的兴起，网民发声越来越容易，也给网络诽谤创造了便利条件。由于行为成本低、维权难度大等负面因素，使得这类行为日益猖獗。为此，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韦震玲呼吁：遏制网络诽谤犯罪，正确引导网络行为。（3月11日人民政协网）
造谣者键盘一敲，信谣者随手一转，给受害人带来的，很可能是被“社会性死亡”的风险。去年发生的“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互联网传播模式下，人人都有麦克风，造谣者的造谣成本很低，受害人的精神损失和物质损失，却呈几何级数增长。这是严重不公平的，网络不该成为违法者的乐土，谣言不仅止于智者，更要止于法律。
在民事层面，新出台的《民法典》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但在实践中，受害者维权成本很高，得到的赔偿往往却很少。而且，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如果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事实上已经涉嫌构成诽谤罪。所谓“情节严重”，根据8年前的两高解释，主要是大家熟悉的点击五千次以上或者转发五百次以上。
根据刑法相关规定，诽谤罪“告诉的才处理”，除非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可是，刑事自诉没有证据是不行的，网络平台一般不会配合公民维权取证，这导致大量本应受到刑罚处罚的网络诽谤行为，根本得不到惩处，违法成本极低。
“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闹得沸沸扬扬之后，刑事自诉才被立案，最后是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终于推动刑事自诉转为公诉。不久前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点名“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要求加大惩治网络违法犯罪，降低公民维权成本。的确，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自由在任何空间都应该有界限，诽谤是严重危害他人人格权及社会秩序的行为，情节严重的，理应受到刑罚处罚。惟其如此，网络才能成为守法者的网上家园。
因为网络的隐蔽性、违法成本低、查处困难等原因，近年来，网络诽谤违法犯罪仍在不断增多，需要完善打击网络诽谤行为的法律体系，加大网络诽谤行为的打击力度。特别是，要压实网络平台监管责任，强化网络平台的实名制管理，设置平台配合公民维权取证的义务，严惩平台追求流量放任网络诽谤行为。
司法案件绝大多数发生在群众身边，每一起案件都连着民心，对涉案人及其家庭来说都是“天大的案件”。回应公民在网络社会的法律保护需求，提高造谣者的造谣成本，降低公民的维权成本，让公诉不再无门，让自诉不再困难，遏制网络诽谤犯罪，需要法律更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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