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些旧杂志

　　□魏福春

要不是搬迁，真忘了它们的存在。当年如宝贝一般收藏着的杂志，包裹得严严实实，静静地呆在书橱里的一角。

喜欢读书，依稀受父亲的影响。喜欢买书，同样也是。

小时候，我经常躲在楼上翻看床底下父亲带回来的书和杂志。那些线装本的书籍我不敢随便打开，一来知道这是父亲的宝贝，二来大多为竖排繁体字，看几个字就得查字典。阅读最多的是《人民文学》《文艺学习》，里面的一篇篇小说，深深地吸引着我。喜欢文学、热爱文学，似乎自那时开始，可谓“一见倾心”。

《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收获》，应该是我工作以后购买的，唯一订阅过的是《上海文艺》，也即《上海文学》。订阅时的印象已经模糊，杂志封面上的投递信息，激活了我的记忆，把我拉回到那个年月……

1978年，《上海文学》还为《上海文艺》，这是我学徒满师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以后，去邮局办理的。收入一下子从17块8角4分上升到36块，心里满满的幸福，而订一本杂志便是我实现的第一个梦想。

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除了读书，一到星期天常和同事、朋友聚上一聚，吃了中餐品西餐，火锅流行时，几乎一个月要去两次“洪长兴”。其时父亲业已平反，恢复了工作，经济上没有我操心的份。

那些年读过的书有许多，自己购买的占的比例不大，大部分来自于图书馆、书友间，可以说古今中外，能够找到的，无一落下，比如我国的四大名著，比如大仲马、小仲马、契诃夫、普希金……文学杂志更是数不胜数：《当代》《花城》《译林》等等，有时厚厚的一本书只有半天的时间（朋友后面排队等着），真是一目十行，囫囵吞枣，然而文学的种子已然悄悄发芽。

这么多年来，读书的习惯一直不曾改变。前些天我还找出了海明威、屠格涅夫、欧·亨利等作家的小说。“老人与海”再一次给我以震撼——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感受着屠格涅夫简洁、朴素、细腻、清新的艺术风格，欧·亨利的“意外结局”，米兰·昆德拉的“梦幻叙述”……

突然见到这些旧杂志，惊喜莫名，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它们是我文学之路上的启蒙老师，萌发了我创作的冲动。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上海文艺》……

我和《上海文学》是有缘的，当年的《上海文艺》给了我文学艺术方面的滋补，数年后我跃跃欲试拿起了笔，接连在《三月》《上海工人报》（今《劳动报》）《青年报》发表散文诗、报告文学、小说，报告文学“生命的新起点”获《上海工人报》“红杏报春”征文一等奖。若干年后，更是有幸结识了该杂志的执行主编周介人老师，他对我的鼓励、提携至今感念……

说起我的写作，还有位老师是不能忘记的，她就是长宁业大教我们写作和现代文学的朱雯老师。那时我每完成一篇习作，都会送她过目。朱老师眼睛不好，可总是逐字逐句，认真批阅。有一次我写了篇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朱老师收下后轻声地说：过两天给你好吗？几天后我去她家里时才知道，老师当时眼疾正重。看着老师工工整整写下的大段批语，我很内疚，她却笑笑：你有追求，我很高兴。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几年里，我没少烦扰过朱老师，她从无怨言，尤其是在报刊杂志上看到我的习作，会激动地打来电话……

这些旧杂志我自然不会抛弃，虽然纸张已经泛黄、发脆，但它们作为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个记忆，弥足珍贵。

我依然“一见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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