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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你是因为想让父母注意到你，所以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为？你觉得采取这样的方式有用吗？”在上海市文达学校的“检校问诊室”内，情绪易激动，甚至有时会做出过激举动的潘同学，在心理咨询师的问询下，逐渐敞开心扉……
在充分调查清楚事实之后，法治副校长将会“对症下药”，帮助修复家庭关系，化解问题。这是上海首个“检校问诊室”积极发挥作用，帮助学校化解纠纷。
记者了解到，由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牵头成立的“检校问诊室”，将在普陀区全面铺开。法治副校长向前迈一步，法治进校园走得更深入！
法治副校长向前迈一步
为有效化解涉未成年人校园矛盾纠纷，护航未成年人成长，近期,普陀区检察院联合普陀区教育局在上海市文达学校举办“检校问诊室”揭牌仪式。据悉，这是上海市首个“检校问诊室”。
记者了解到，截至去年10月，全市共有577名检察官担任809所中小学的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实现全市检察机关三级院领导、部门负责人兼任法治副校长“全覆盖”。法治副校长们共在全市中小学（含中职技校）开展各类法治教育巡讲活动1918次，受教育学生达到614499人，发放各类宣传资料80155册。目前，全市基本完成“法治副校长”聘任工作。
那么在法治副校长基本已经实现全覆盖的情况下，为什么普陀检察院还要成立“检校问诊室”呢？
普陀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未检组检察官助理徐丽春告诉记者：“以前法治副校长更多的还是以进校园上法治课的形式推进法治教育。我们在上课的过程中发现，学校以及同学有很多法律方面的需求，比如说他们有一些比较棘手的法律问题或者法律纠纷，需要我们提供一些建议或者参与处置。单纯的授课活动已经没有办法满足学校法治建设的需求，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搭建起一个平台，让法治走进校园的方方面面。”
为了能充分发挥法治副校长的纽带作用，第一时间掌握校园内未成年人受侵害或实施不良行为的动态，更好地发挥法治进校园效用，2020年，普陀区检察院未检组在几个学校试点，选派担任法治副校长的未检检察官参加校务会、受聘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建立由学校、教育部门、检察机关等多方参与的“检校问诊室”，并开通“问诊专线”——未检检察官接到学校相关问题反映后“上门问诊”，协助学校处置、解决校园纠纷、家校矛盾等事件。
试运行期间，普陀区检察院未检组借助“检校问诊室”的渠道和力量，积极参与并依法妥善处置多起校园纠纷。目前，“检校问诊室”已协助7所学校化解学生纠纷、问题儿童、群体转学等8起矛盾纠纷。此次揭牌仪式后，“检校问诊室”将在普陀区中小学校全面铺开。
家校“调解员”
在上海市文达学校，潘同学正在和检察官带来的心理咨询师交流。“你是因为想让父母注意到你，所以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为？你觉得采取这样的方式有用吗？”潘同学是一名初二的学生，学校老师发现，她在和同学相处时，情绪容易激动，有时甚至会做出过激举动。
像潘同学这样，因为缺乏家庭关爱导致行为偏差的孩子并不是个例。文达学校副校长葛玮告诉记者：“学校有几位特殊的学生，由于在家庭中缺失了监护人的关爱，在学校会存在一些行为偏差。”“学校方面在感化、教育孩子上可能还有方法，也有效果，可是学校想要感化一个成年人，根本没有效果，问题的根源没有办法解决。”葛玮补充道。
所以“检校问诊室”的设立，以检察官作为桥梁，很好地沟通了家长以及学校。“其实我们就像是‘调解员’，帮助学校、家长化解矛盾。”徐丽春表示。
比如在检校问诊室前期试运行过程中，针对一学生因纠纷殴打同学致伤的情况，通过“检校问诊”及时启动保护处分程序，对该学生进行训诫教育，要求其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同步聘请社工对学生家长开展两个月的亲职教育，强化家庭教育。
“在这起纠纷当中，被打孩子的父母要求学校给出明确的处理方法，打人孩子一方则认为小孩没有错，对方也有责任。学校在处理的过程中也是比较为难。但是因为有了‘检校问诊室’，学校及时向我们反馈，通过检察院这样一个客观中立的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在调查清楚事实的基础上，与双方家长沟通，化解纠纷的效率更高，效果也更显著。”徐丽春补充道，“化解矛盾只是第一步，找出问题的根源，对症下药才是根本目的。”
徐丽春表示，在介入这起纠纷的过程中，她发现打人孩子行为失范背后，其家长要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熊孩子背后往往都还有个‘熊家长’。比如说在这个案例中，家长比较注重孩子的成绩，如果小朋友某次考试没有考好，家长就会采取暴力教育的手段。这个孩子本身情绪就比较压抑，最终演变为在校行为的失范。”
学校里很多问题的根源其实都在家庭，因此“检校问诊室”对在校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或实施不良行为等易发、多发的校园纠纷，在协助学校查清前因后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纠纷背后存在的监护管教缺失、教育方法失当等问题，找准病因以便“对症下药”。同时，发挥未检办案组专业优势，以法治化手段妥善化解校园纠纷，做到“分类施策、精准化解”，为守护校园安全、推进依法治校提供强有力的法治支撑。
检察力量的介入也需要把握好尺寸。徐丽春提到，青少年目前处于发育阶段，进入叛逆期后，可能会有一些行为上的偏颇，一般来说通过家庭及学校的教育、矫治即可自愈。强硬的司法力量过早介入，反而会适得其反。因此，只有当青少年的不良行为持续一段时间，或者恶劣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司法力量介入可能会更恰当。
未成年人“安全员”
帮助化解校园纠纷之余，“检校问诊室”也着眼于维护未成年人各项合法权益，从各个方面护航未成年人成长。
“我们区有一所小学发现一名学生长期不来上课。了解后发现，这个孩子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妈妈全职在家，觉得自己有时间有能力，所以就自己在家教孩子，不让孩子去学校接受教育。”普陀区检察院未检组负责人张雅芳透露。
学校方面及时向教育部门以及“检校问诊室”反映了这一线索，在掌握情况后，张雅芳从情理及法理的角度，耐心与家长沟通。“首先，从法理上来说，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这不仅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每一位公民都应当遵守。其次，孩子在家里接受教育的确效果很突出，但他没有与外人沟通相处的经历，将来要如何适应社会，如何在社会上立足？而且夫妻二人的高学历都是国家和学校培养的，既然国家和学校能把他们培养得这么优秀，他们也应该给予学校充分的信任，相信学校能将你们孩子培养成才。”目前，经过“检校问诊室”的处置，家长同意让孩子回归校园，接受义务教育。
徐丽春介绍，今年6月1日起，即将正式实施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未成年人预防犯罪法》对强制报告制度、欺凌防控制度都有明确的规定。很多学校都会依据这两部法律对学校的规章制度进行修改。“检校问诊室”又发挥了法律咨询的作用，比如说，在建立校园欺凌防控制度方面，检察官会帮助学校明确何种行为、何种程度构成校园欺凌，学校在发现这些情况时要第一时间介入处置，然后对于实施暴力的学生要训诫教育，同时要把相关情况告知其父母，并成立一个专门的协调组织小组，化解处置后续的一些问题。
“小朋友在学校上体育课受伤，学校要承担何种责任？爸爸妈妈总是打我，我该怎么办……以前进校园普法时，经常会碰到学生、老师向我们咨询法律问题。设立‘检校问诊室’后，我们的设想是通过固定的办公地点，定期走访学校，不局限于帮助学校处置校园纠纷，从保护未成年人的方方面面入手，用检察力量为未成年人撑起一片法治的蓝天。”徐丽春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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