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良
庄子在《逍遥游》里,举宋子为例,大讲为与不为道理。当时,“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孟子等稷下教师,享大夫俸禄,“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一副逍遥派腔调。
此番逍遥,与亚里士多德于雅典创办的“逍遥派学校”吕克昂比较,有本质不同。一是稷下学宫属官办,吕克昂为私立;二是吕克昂教师,除教学,就搞科研,不参与政治。稷下学宫教师,俸禄、爵位与官府智囊,职能一样都不少。
按说,“拿人手软,吃人嘴短”。孟子不管那一套,该吃吃,该拿拿,依旧自在逍遥。 《孟子》载,有一次,齐宣王派人请他议事,竟然拒绝。搁别人身上,早麻溜地前去拜见。可他,偏要摆一副逍遥腔调,说“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孟子的逍遥,多少带有强词夺理味道。不去见齐宣王,让齐宣王来见他,居然还有理论根据,说人受尊重有三点:年纪大,学问大,地位高。宣王只占一条,地位高,而我占了两条,当然你来见我。
食人之禄,孟子却没有一点谀媚之态。反而颐指气使,大大咧咧,如同别人欠了他什么!宣王位尊权重,也没蛮横之状,反倒恭敬有加,小心翼翼地听从教训。这是理想的文人与君王的关系。
孟子为齐宣王提供治国理政理论,还为其扫清模糊认识。 《孟子》一书,记有多次齐宣王与孟子讨论政事,探求统一天下的场景。两人的探讨内容,不仅涉及为君之道,还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
孟子的逍遥,不出“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之囿。说的更直接一点,即“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这样的诉求,与稷下学宫创办者一拍即合。“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
亚里士多德的逍遥,与孟子做帝王师不同,在不屑于与官府合作的独立与自由。某些方面,倒有《逍遥游》的余韵。尽管,吕克昂学校初创阶段,接受了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捐助,他的政治主张,却与亚历山大相左。
亚里士多德对后人的贡献无人可比。他的写作,超越了孟子为王权统治“出主意,想办法”的帝王师阶段,也不囿于庄周梦蝶的逍遥,涉及到伦理学、心理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等领域。
孟子以帝师自居,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帝王视帝师如夜壶,方便时用,不方便不用。典型如朱元璋,把《孟子》一书,利于民不利于官言辞删除,并恶狠狠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
朱元璋的弦外之音,如果孟子活着,直接给他逍遥生活画上句号。吊诡的是,逍遥派学校创立者亚里士多德,无意间却成为了世界级科学和哲学大师;一心想做帝王师的孟子,却被帝王踩在了脚下!
看来,形而上的《逍遥游》,远不及形而下的逍遥派。孟子一生都在争取做王者师,跟亚里士多德一样,一生都在争取探究更多的未知世界。同一年代的两位智者,结果恰好说明,一个人的成功,除了自身努力之外,社会环境的优劣,也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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