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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栖
民国肇始，孙中山曾寄厚望于袁世凯成为“再造共和”的“中国华盛顿”。可袁世凯却横下一条心，要把皇冠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捡出来充当皇帝。最终他死在了举国民众的反抗与唾骂声中，皇帝梦只做了83天。
袁世凯称帝梦的覆灭，不能不论及梁启超及其《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用史学家唐德刚的话说：这篇文章“闹垮了一个洪宪王朝”。
倘若溯及梁启超的思想脉络，从甲午到戊戌，他是大力宣扬“民政、民权、民智”，尚未正面提出共和政治的主张；从戊戌到辛亥的十多年间，他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虽说认同共和革命，但其主导思想还是承认君主的正当性，是在“虚君”的前提下进行探索。是辛亥革命将梁启超从君主政治的思想引导到共和政治的轨迹。由此，他于1915年端午节前曾当面劝阻袁世凯摒弃称帝梦想。然而，袁世凯则是“拒谏饰非，作伪术之巧妙，登峰造极，古今无可伦比，时帝制论已尘嚣全国”，于是乎，梁启超在“吾实不能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的情境下，写下了直斥“此辈鬼蜮”复辟帝制倒行逆施的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于1915年9月3日在北京的《京报》汉文版刊出，旋即，《国民公报》全文转载，全国各报也闻风响应，国人对帝制的嬉笑怒骂令袁世凯无面目见人。梁启超这篇檄文的要害是反对变更国体，即反对在共和制下改行帝制，从而揭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
毋庸置疑，梁启超的文章绝非旨在解决一个纯粹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为了维护共和国体，防止这一国体的被颠覆。袁世凯充分估计到《异哉》一文在政治上可能产生的巨大颠覆性效应，因此作出了行贿的举止。据梁启超事后回忆：“当吾文草成，尚未印发，袁氏已有所闻，托人贿我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余婉谢之，且将该文录寄袁氏”。（《国体战争躬历谈》）袁世凯一意孤行，到头来遭到国人的唾骂，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反观历史。1915年中国面临国体选择的十字路口。 《异哉》横空问世，以思想的方式宣判了袁世凯试图走向君主国体的死刑，甚至是宣告了君主国体在中国的终结。在当年，这篇檄文就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政治影响。诚如史学家陈寅恪所言：“迨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当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毛泽东，通过学友会，把包括《异哉》一文在内的梁启超等人所写的反对帝制的文章翻印成题为《梁启超先生等对时局之主张》的小册子到处散发。可以说， 《异哉》关于国体与政体的论述，对年轻的毛泽东产生过直接的政治影响，是其国体与政体思想的主要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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