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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栖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的这句千古名言妇孺皆知，传颂天下。它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坦然直面生与死的襟怀。
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北军护军使者任安因巫蛊案的牵连，下狱论死。时任中书令的司马迁写信到狱中，即《报任安书》（又名《报任少卿书》）。在至交好友蒙冤将要丧命之际，理应考虑自己如何相劝，且尽到相助的义务。然而，这封洋洋三千言的长信除了解释自己何以不宜向朝廷“推贤进士”，主要内容是陈述自己往日的遭遇和悲愤心绪，并强调写信的要旨：“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司马迁以隐晦的话语告诉任安：鉴于自己的罪由是“诬上”，因此，死亡也将是自己的归宿，他已做好思想准备与任安承受同样的厄运。
其实，这番话语，与其说是司马迁对至交好友的心迹表白，不如说是藉此向汉武帝和天下人吐露其生死观：倘若不能在生前尽情舒愤懑，那么，死了也会遗恨无穷。如此挑战皇权，以死抗争，实属难能可贵！
众所周知，司马迁所得的惩罚是宫刑。毋庸置疑，侮辱性地用刀切割这位史官的生殖器，完全是为着满足“定于一尊”的皇帝暴虐的私心。
按历史学家分析，当时司马迁倘若不愿接受宫刑，也可以选择死刑。倘若这一“两难”存在的话，那么，前者是生（当然是耻辱的苟活），后者则是一刀毙命。司马迁面临生或死的极为艰难的抉择。“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司马迁清醒地认识到：绝不能以一死来成全皇帝的威权对自己的人格和存在价值的彻底抹杀，即使受尽人间耻辱也要在抵达生命终点前为世间留存一段足迹。这个足迹就是有待完成的《史记》。司马迁并非贪生怕死，而是立志以完成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来“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著名学者王元化说：“每读《史记》，总是展卷方诵，血脉已张。”这是因为司马迁创作《史记》始终处于这么一种状态：“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对司马迁而言，死可以旋即结束一切，“要之死日，是非乃定”，但他心系那部未完成的《史记》，始终将为世留下《史记》视为对皇帝淫威和自己残酷命运的一种反抗。
历史学家徐复观在《论》中评价：司马迁“使后人得透过由专制权力所散布的虚伪的历史资料以把握历史的真实。”这一“历史的真实”当然包含着某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死亡场面。
纵观《史记》，这类催人泪下、感人亢奋的壮丽的死亡场面比比皆是，诸如：屈原披发徜徉，抱石沉江；荆轲悲歌易水，一去不返；项羽破釜沉舟，拔剑向颈；李广不堪受辱，横刀自刎……这些饱蘸慷慨激情的描写，每每震慑人心！在我看来，这不止是他以“历史的真实”完成了对历史事件的客观描述，它本身也蕴含着司马迁自己对死亡的心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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