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力反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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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夫

孙中山力反鸦片的种子早在幼小的心灵中就种下了。他的私塾老师是个典型的瘾君子：嗜烟如命，常犯烟瘾，发作时就停课，结果因无钱购买鸦片，他在极度痛楚中痉挛致死。再说，孙中山童年生活的翠亨村毗邻珠江河口西边的金星门，当年，那里停泊的洋船云集，运输的几乎都是鸦片。孙中山不止是感性上同情像私塾老师那样被鸦片毒害的众多中国人，痛恨洋人为牟取暴利而剥夺中国人的健康甚或生命，而且理性地把鸦片与国运联系在一起思考着如何禁止洋人向中国源源不断地输送鸦片的社会问题。

面对洋人以外输鸦片荼毒华夏，孙中山初期的思考是鼓励中国农民自己试种鸦片以取代进口的印度（当年是英国殖民地）鸦片，然后再厉行禁烟。1891年，他撰写的《农功》一文中称：“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试种罂粟，与印度所产之味无殊。犹恐植物新法未精，尚欲游学欧洲，讲求新法，返国试办。唯恐当道不能保护，反为之阻遏，是以踌躇未果。”文中所指“孙翠溪西医”当是孙中山本人。晚清朝野对待鸦片存在两个对立的阵营：严禁派和驰禁派，孙中山显然代表着民间力量力挺前者。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的孙中山上书清廷李鸿章建议改革，在诸多的改革事项中，孙中山特意提及禁止鸦片问题：“近以愤于英人禁烟之议难成，遂劝农人栽鸦片。旧岁于农隙试之，其浆果与印度公土无异，每亩可获利数十金。现已群相仿效，户户欲栽，今冬农隙所种必广。此无碍于农田而有补于漏卮，亦一时权宜之计也。他日盛行，必能尽夺印烟之利，盖其气味较公土为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去冬所产数斤，凡嗜阿芙蓉之癖者争相购吸，以此决其能夺印烟之利也必矣！印烟之利既夺，英人可不勉而自禁，英人既禁，我可不栽，此时而申禁吸之令，则百年大患可崇朝而灭矣！”很显然，孙中山劝农自栽罂粟乃是“权宜之计”，是在“英人禁烟之议难成”的情形下，为限制洋人大量外输鸦片而“劝农人栽鸦片”，旨在“夺印烟之利”；一旦这个目的实现了，“我可不栽”，进而“申禁吸之令”。孙中山的结论是：“劝种罂粟，实禁鸦片之权舆也。”在他看来，“由栽烟一事观之，则知农民之见利必趋，群相仿效，是则农政之兴，甚易措手。”孙中山劝农自栽罂粟，不仅是对付洋人外输鸦片，更重要的是他还有“农政之兴”的考量。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领导了民国初年的禁烟活动，曾经一度在全国范围内禁绝了罂粟种植，并促使英国政府履行与清政府签订的《中英禁烟条约》，完全停止了鸦片的对华输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革除旧染污俗”政令36条，其29条“戒除伤生耗财之嗜好（如鸦片、吗啡）”。从此，鸦片贸易绝迹，这一祸患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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