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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俊意
专业刊物是专业机构的门面，也是单位的一张名片，不可谓不重要。因此，一份具有相当质量甚至高质量的刊物，是任何研究机构所梦寐以求的。法学所复建伊始就有这个愿望，特别是革命年代办过刊物、上世纪五十年代担任过华东政法学院《法学》杂志主编的潘念之副所长更是未雨绸缪、念兹在兹。在前期筹办过程中，我也参与其事，依稀记得当时的一些片段。
我是1980年11月才接到社科院人事处的录取和报到的书面通知，到院人事处和法学所分别报到的。待我办完一切入院手续，报好户口，拿到工作证、借书证等，准备一本正经上班的时候，已是12月份了。根据所里安排，我第一天正式上班就谒见潘老，他在办公室召见了我。他是老革命、大学者，我来自农村中学，虽然也是社科院出去的人，算是他的学生，但在他面前总有点拘谨。他向我简单介绍了所里的情况，问了一些我个人的情况，思维敏捷、态度和蔼，让我感到这里领导的水平和我所在单位领导的水平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当他了解了我为报考社科院而搞得身心疲惫的情况，叫我暂时休息几天，反正快要过年了，就在家里看看书，调节一下心绪，过了年上岗。他对我的关怀，我非常感动，铭感于心。我心里准备好过了年就可以跟着他和齐乃宽老师从事法学理论研究了。不料上岗第一天，他就询问我愿不愿意从事刊物编辑工作。对此我毫无心理准备，就说还是想做法学基本理论研究。他也没有勉强我，就说，“这样吧，所里正在办一份自己的刊物，我看你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写得不错，可以做点编编写写的事。你先跟吴慧同志做一些刊物筹办工作，有了一定眉目就回到宪法研究室做法学理论工作，好吗？”他老人家慈眉善目，语气温和，礼贤下士，态度坚定，我便一口答应，立马去找吴慧了。
吴慧，男，50多岁，跟我一样矮个子，微胖，圆脸，江西人，上海作家协会会员，抽烟，为人和蔼，好脾气，脸上总挂着微笑，慢性子。我尊称他吴老师、老吴、吴兄，他叫我小尤。他有办刊经验，懂出版印刷门道，我则是一片空白、一窍不通，我就跟着他学习。他说，这次任务主要是选择恰当的印刷厂，价廉物美质量好，过两天就到浙江去。于是我跟着他第一次出差，到了杭州及余杭，找印刷厂。他带着杂志封面设计样张跟人家交流、谈判，我一旁帮衬着。就这样，住招待所，在杭州周围一带折腾了几天，到了几个印刷厂跟人家谈斤两。回来后就一起向潘老汇报：几个印刷厂的条件、地理位置，印刷的规格、价钱与周期等。汇报完毕，潘老表扬了我们几句，说辛苦了。还问我是愿意做编辑还是做研究，我说做研究，他就同意了，嘱我跟着齐乃宽老师搞理论研究。虽然不搞刊物了，但我还是非常惦念着所刊的命运。跟吴慧老师一起工作才短短个把月功夫，但我俩结下了友好的情谊。他为我们所刊的早期筹办与编辑印制工作做出了贡献。但后来没有留在我们所，而是调到文学所搞刊物去了，大概因为法学不是他的专业，文学才是他的娘家吧。
一开始，法学所的所刊定名为《法学》，先是一份油印打字稿的内刊，后来才改为铅印。正式向市委宣传部申请公开出版刊物时，碰到了麻烦，没有得到允许，因为华东政法学院也差不多同时在申请恢复1956年创办的《法学》杂志，撞车了。我当时认为法学所的刊物名称应为《法学》；华东政法学院的院刊应是《政法研究》，这样才能名实相符。但是由于历史延续原因，华政复刊了《法学》，我们只好另起炉灶了。北京已有“法学研究”“法学杂志”，上海有“法学”“民主与法制”，我们所刊应如何命名呢？记得大家七嘴八舌地起了好几个名称，比如：法学理论研究、法学新论、法律研究、法学论丛、法学论坛、法学学刊等等。潘老选择了比较集中的几个名称征求政法机关领导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后，选取了包含有法学和政治学内涵的两个名称报送领导机关审批核定。最后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社科院党委书记洪泽同志拍板，定名为《政治与法律》。对此，包括潘老在内，大家都很赞同。于是，请嘉定的书法家、浦增元老师的父亲浦泳老先生重新书写刊名。从1980年创刊的《法学》，不定期地印行到1982年6月，估计20期左右；是年6月起改名为《政治与法律》，开始为《“政治与法律”丛刊》，季刊，共出7期；1984年第1期起删去“丛刊”两字，正式成为《政治与法律》，双月刊；2008年改版为月刊，2014年改为新开本直至如今。第一任主编是潘念之，他为《政治与法律》丛刊的创刊写了一篇“代《政治与法律》丛刊发刊词”，题为“一定要做好政法理论工作”。1982年6月丛刊第一期封底刊有编委会名单：主任委员兼主编潘念之，副主任委员是袁成瑞、邹剑秋（均为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副主编是浦增元、封曰贤。编委有23人（第4期起27人），来自政法院校和政法机关。当时社科院还没有印刷厂，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除征订外，一律由新华书店零售。第4期封二底部印有：封面设计沈国明；刊名题字浦泳。
1982年3月起，封曰贤同志从解放日报归队调回法学所，接手所刊的筹办工作。他是1960年社科院政法系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的，有多年的办报与编辑经验，在报社的理论部、报刊文摘工作过，上世纪70年代李君如年轻时的一篇理论文章就是由他编辑发表的。在他努力下，《政治与法律》逐渐走上正轨。接着，同为校友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丁伯俨、向明中学政治教师汪瑞桢，解放前中山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左钧如等同志相继归队调入编辑部，从此编辑部有了一支比较严整的编辑队伍，杂志的编辑质量日益提高。全国许多政治学和法学名家在所刊发表过论文或文章。潘老以后，历任编委会主任兼主编的是齐乃宽、沈国明；顾肖荣接任编委会主任后，不兼主编，历任主编有林荫茂、柯葛壮、徐澜波。现任编委会主任顾肖荣，主编姚建龙。
我和所刊的关系，除了开头和吴慧一起筹办、一起编稿一小段时间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密切关系。我和几位编辑的关系都很好，记得最早的编辑有赵鸣（后留学并工作在国外），写得一手好字，年轻英俊；魏海波，聪敏睿智，出国留学回沪后创业有成。特别是封曰贤同志，和我关系非常融洽。在许多学术观点和为人谋事方面，我俩往往都是不谋而合，甚至达到高度一致。因此，我的许多文章获得他的首肯，经他编辑修改而发表在《政治与法律》上，互相之间高度默契、心照不宣。他和我有个约定：适合所刊刊用的好文章优先给所刊，直接给他。政治站位正确，思维敏锐，文字老到，他的确是位难得的好编辑，深得潘老的信任。可惜他几年前不幸病故，受沈国明、林荫茂、顾肖荣等领导嘱托，也是自己的心愿，我在《新民晚报》上发了一篇怀念他的小文章。此外，1994年我从研究生部辞职回所后，所领导让我忝列杂志编委会副主任，我是心存感激的，倒不是为了什么副主任的名头，而是体现了我对所刊的偏爱。还有，所刊创办100期时，主编徐澜波同志让我以本刊编辑部名义撰写了一篇“致读者”的刊头纪念文章，我也是非常乐意和高兴的。
《政治与法律》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创立的包含政治学与法学、以法学为主体的政法类学术期刊。在所刊的历届编委会和主编的主事下，在编辑部同仁的努力下，在全所科研人员支持下，刊物取得了可喜可贵的成绩。如今，在专业刊物多如牛毛、竞争激烈的生态环境下，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所刊享有相当高的转载率、引用率，具有比较高的学术质量和刊物地位，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祝所刊《政治与法律》越办越好，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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