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蔡桂生
2021年5月至7月，河南省淅川县吴某、胡某夫妇在该县仓房镇清泉村某山地，捕获野猪8只以上。法院以吴某犯非法狩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胡某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本案中，吴某夫妇不通知政府林业部门，而私自利用电网在禁猎区猎捕野猪的行为，原则上违反了刑法的规定，但是也有一些可以为人理解的理由，有可能不作为犯罪处理或者免除实际的刑罚。兹具体分析如下：
原则上违反了刑法的规定
被告人吴某夫妇私用电网等工具猎捕野猪，破坏了野生动物资源，违反了《刑法》第341条（非法狩猎罪）的规定。而野猪系2000年《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的受保护野生动物。
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河南省淅川县全境为禁猎区，电网为禁用捕猎械具，这符合最高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的“情节严重”的第（二）种情形，故吴某夫妇没让政府林业部门的人来抓捕野猪，而是私自用电网猎捕的行为，在原则上具有刑事不法。当然，如果吴某夫妇有恰当证据，以证明其没有认识到其行为地系“禁猎区”或者其行为时系“禁猎期”，则可以认为其缺乏犯罪故意，从而出罪。
除了证成不法的事由外，刑法还规定了排除不法的事由，此即《刑法》第20条正当防卫和第21条紧急避险。要成立正当防卫，必须满足作案人的防卫行为乃是针对不法侵害人的侵害而实施这样的前提条件。然而，本案中施害主体是野猪，其是野生动物，不是不法侵害“人”或者由“人”所役使的动物，故不适用正当防卫条款。
至于紧急避险条款，则可以适用于动物侵袭或自然灾害所引起的危险。紧急避险分为防御性紧急避险和攻击性紧急避险。本案是野猪引起危险，吴某等人对野猪实施猎捕，属于针对危险源进行抵御，而非借用无辜第三人的利益以逃避危险，故其行为可能成立防御性紧急避险，而不可能是攻击性紧急避险。
不过，无论是防御性紧急避险，抑或是攻击性紧急避险，均应当满足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结合本案案情，其既须针对“正在发生的危险”，也须不“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否则无法成立紧急避险或者属于“避险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关于“正在发生的危险”，是指野猪即将或正在破坏麦子、玉米等农作物，只有在通知他人来抓捕会为时过晚时，才能适用紧急避险条款。假如野猪已经离开或者还未到场，则应当告知政府林业部门，让林业部门的人来抓捕。至于“必要限度”，通常是指所保卫的利益应当明显大于受侵害的利益。
在本案中，应当衡量受到威胁的农作物和野猪这类野生资源这两者何者价值更大，如果农作物价值明显更大，则应当成立紧急避险；倘若农作物价值明显更小，则不能适用紧急避险条款。如分不清大小，则应为“避险过当”，但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可以例外地予以原谅
具足证成不法的事由，而缺乏排除不法的事由，就可以对作案人的行为从刑法上施以否定性的评价，但是，要成立犯罪，满足上述条件还不够，还需不存在排除责任的事由，亦即责任方面的抗辩事由。与吴某夫妇有关的抗辩事由，有缺乏违法性认识或者期待不可能这两者。关于前者，只有不可避免地缺乏违法性认识（如吴某夫妇能够提供政府特许其在本地捕猎的官方许可乃至司法机关的相应判决），才能够免除罪责，而如果无法提供不知道法律的正当理由，则只能够减轻或从轻处罚。
在本案中，如果吴某夫妇的生活困窘、经济上只仰赖于这些农作物，还可以诉诸期待不可能这样一个抗辩事由，因为粮食受到了野猪的真实威胁，为了维护自己的生计，不可以期待吴某在这种情况下不采取相应措施以保护自己的农作物，所以，法官可以利用“期待不可能”对作案人予以原谅。
期待不可能这一抗辩事由，最初来源于1897年德国帝国法院的“癖马案”。该抗辩事由的基本意思是：“法律不能强人所难”，只有当一个人具有期待其作出适法行为的可能性，但却作出违法行为时，才能对其施加谴责。由于我国刑法条文中未规定期待不可能作为出罪事由，有人认为只有法律有规定“期待不可能”，才能适用这一出罪事由。
可是，应予注意的是，出罪事由不同于入罪事由，入罪事由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才能对作案人做有罪处理。而出罪事由则不然，无论是像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义务冲突、推定承诺这类正当化事由，还是缺乏罪责能力、不可避免地缺乏违法性认识这类排除责任的事由，均不是非得需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正所谓“法有限而情无穷”，故超法规的排除犯罪事由，也是可以用作作案人的辩护事由的。
本案吴某夫妇的辩护人可以提出这些辩护事由，不过，本案被告人认罪认罚，赔偿了相关损失，且法官判处当事人以缓刑，这使得吴某夫妇实际上免于牢狱之灾，也算是起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
放大
上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