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幼童赴美留学半途而废

沈栖

倘论晚清洋务运动，都会提及幼童赴美留学一事。

最早提出派遣留学生赴美的是容闳。此人本身就是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留学生。同治九年（1870），直隶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丁日昌受命赴津查办“天津教案”，容闳任翻译。他通过丁向曾提出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得到曾国藩的同意。曾当年就上奏《奏带陈兰彬至江南办理机器片》，正式向朝廷提出派遣留学生的建议。

同治十年（1871），已调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钦奉谕旨复陈夷务折》中再次提出这一构想，并得到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支持。是年七月初三，两人联合上奏《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折》，论述其可能性在于：《中美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有“中国人进入美国大小公立学校学习，美国可给予最优待遇”的规定，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使西人擅长之艺，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它成为朝廷派遣留学生的纲领性文件。李、曾还拟定了包括选才、经费、课程等在内的章程呈同治帝御览。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李、曾再次合奏《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获允准。光绪七年（1881），赴美留学生除20名病故、6名坚持不回国者外，94名分批回国。晚清幼童赴美留学画上了句号。

李、曾苦心经营的这一计划何以半途而废？

首先是受到朝廷保守官僚的攻讦。他们认为当时已经设有同文馆、方言馆，延聘了外国人教学，何必再组派学生出国留学呢？再则，保守官僚对围绕留学生的中西文化冲突极为注视。那些留学生“终日饱吸自由空气”，生活方式、服饰打扮、信仰理念等自然发生了某些“西化”，对学习四书五经失去了兴趣，甚或违背禁令剪了辫子，加入基督教，这自然给那些保守官僚提供了口实，被目为“大逆不道”。

容闳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偏重西学，支持学生接受西方文明和习俗，而陈兰彬则主张引导学生在不超越封建专制的前提下掌握西方知识，极力反对学生言行举止受西方同化。朝廷为平息争端，又增派区谔良、容增祥、吴子登为留学生监督。区、吴站在陈一边，上奏折指责容闳纵容学生，已完全丧失士大夫及孔教之修养，认为留学生的举止“与中国士人习惯相背”，“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强烈要求朝廷撤回留学生。令人费解的是，虽“署中官员均窃非之”，但无一人站出来替留学生说句公道话。

恭亲王奕訢的主见起了决定性作用。针对管理层的矛盾，李鸿章多次调解，无果。而奕訢则以留美学生“见异思迁”“洋化甚深”为由，上奏全部撤回。清廷接受之，明令：“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后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该局裁撤。”李鸿章致函奕訢，竭力劝阻：留学已花费数十万，一旦付之东流，“亦非政体”，且“今无端撤回，美国政府必滋疑骇”，从而有损于两国关系，提出“半撤半留”的方案——“将那些已入大学可继续留美到毕业，其余没入大学但可成材者可保留若干名，此外逐渐撤回”。奕訢断然回绝之。1881年6月8日，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名义，命令在美康州哈德福城的“幼童出洋肄业局”全体师生速撤返华。

虽说赴美留学生计划半途而废，但这些学子回国后分布于清政府的各个行业，为近代中国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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