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精神探源

刘吉同

明末东林党人如杨涟、左光斗等人，面对魏忠贤制造的大黑暗、大恐怖，大义凛然，气贯长虹，其顶天立地、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令人肃然起敬，高山仰止。这也正是本文所说的士大夫精神。

从东汉桓、灵时期“党锢之祸”中李膺、范滂等一批士人、太学生和重臣李固、杜乔身上，也看到了这种精神。清末谭嗣同、秋瑾，徐锡麟和黄花岗烈士等一大批仁人志士，将这种精神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还有像郑板桥、于谦那样一心为民、两袖清风的清官廉吏，则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士大夫精神，其人格和风采同样令人心潮澎湃，“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读的多了，常让我心中纳闷，这些人生长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皇权专制时代，他们的思想和品格资源来自哪里？

来自孟子的思想。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什么是不忍人之心？孟子说：犹如“今人乍见孺子将之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而且这样的“怵惕、恻隐之心”，没有任何功利。不是为了“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也不是为了“要誉于乡党朋友也”，而纯粹出自本能的同情心，是没有任何污染、纯天然的“心灵之光”。

对士大夫的高风亮节，孟子曾经做了精辟的概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王阳明的“心学”认为：“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其实，把此言中的“天理”换为“不忍人之心”，更合乎事物的本原。那么，势必也是“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而“发之事民便是仁”，必然是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就像爱民情结极浓的郑板桥一首诗所说的那样：“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不敢说“以不忍人之心”，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良知“深井”，但敢说：“井”里的水都是清泉。常饮对官员人格、品质的修养与提高，必定大有裨益。

孟子的这一思想，以及王阳明的“心学”，作为我国传统思想文化，无疑是宝贵的，但也应正视它的弊端：传统文化一向呈“跛脚”状态，即长于扬善，短于惩恶。否则，你就无法解释，三千年来士大夫所酿造的“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的同时，也产生了赵高、邓通、李林甫、严嵩、蔡京，和珅等一长串大小贪官和奸佞。同样生活在孔孟的天空下，两路人何以如同云泥？这足以说明上之理论有着严重的缺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很显然，今天的“弄潮儿”，要站在先贤的肩膀上，创造出超越古人的“治天下可运之掌上”的理论和实践，使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敢鱼肉百姓。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消灭日本侵略者是这样，消灭今天的腐败分子，亦然是这样。

因此，新的文明和实践，断不能少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这个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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