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付玉明
关于寻衅滋事罪的争议，从该罪名诞生之日起就从未停止。时至今日，诸多问题仍然呈现争鸣态势：如何明确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寻衅滋事罪是否应当废止？如何正确处理寻衅滋事罪与其他罪名之间的关系？由于对罪名适用缺乏准确统一的认识，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实践中屡屡发生误用、滥用寻衅滋事罪的问题。寻衅滋事违法行为、行政违法行为、民事纠纷都有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罪的可能，甚至把正当防卫人、民事纠纷受害方、刑事被害人当成寻衅滋事罪的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误用、滥用寻衅滋事罪的现象对我国司法形象、法治建设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对于刑事立法而言，对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过度适用寻衅滋事罪，将有损寻衅滋事罪的行为定型性，立法机关难以对立法效果作出准确评价，同时对相关危害行为的立法必要性产生困扰，不利于刑事立法的进一步精细化发展。对于刑事司法而言，误用、滥用寻衅滋事罪将导致判罚不当的后果，影响司法公平，浪费司法资源，降低司法公信力。司法实践中，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对“随意”“任意”“起哄闹事”等构成要件做出较为宽泛的解释，或简单依据行政处罚的认定，将一些本不具有刑事可罚性的行为（民事纠纷、行政违法行为等）不当入罪。另外，误用、滥用寻衅滋事罪容易模糊其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侮辱罪等近似罪名的界限，在个案裁判上存在罪名适用失当、判罚合法性、合理性不足的漏洞，同时也难以实现类案类判，不同法官在进行不同罪名之间的竞合比较时，缺乏统一的裁判规则和标准，有损司法公正与统一。对于社会大众而言，罪名的不明确导致公民难以准确理解，司法裁判的滥用和误用更导致公民对自己行为的界限产生怀疑，法律的行为指引功能难以实现，最终的结果就是个人权利受到限制。
有观点认为，寻衅滋事罪继受了79刑法中流氓罪的“口袋罪”弊病，因此主张在立法上废止寻衅滋事罪。笔者认为，刑事立法不能因噎废食。寻衅滋事罪固然有其适用上的难点，但不能完全否定其与流氓罪相比在明确性上的进步，以及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方面的兜底作用。寻衅滋事罪具备立法的现实必要性，相关司法解释也规定了具体的危害行为样态，因此，我们应当肯定在明确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方面的各种努力。
误用、滥用寻衅滋事罪的问题根源，在于司法过程中的规范适用不当。具体而言，司法实务对寻衅滋事罪存在规范理解不足与司法观念偏差。
在规范理解层面，需要健全解释论机制。一方面，寻衅滋事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法益与社会法益共同组成的复合法益，应当以此为指导对构成要件进行解读。司法实务单纯从字面理解寻衅滋事罪，判断行为是否符合《刑法》第293条中某一款的行为类型，难以实现寻衅滋事罪的规范保护目的。另一方面，寻衅滋事罪在客观行为上与行政违法存在交叉，但这不能否定寻衅滋事罪刑事违法性的独立判断。实务部门简单以“寻衅滋事（行政违法）+情节严重”即认定成立寻衅滋事罪，忽略了《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法律性质和行为认定上的不同。
从司法实务层面，需要纠偏司法理念。执法司法人员在面对出现被害人轻伤后果的案件时，受到“唯结果论”“谁受伤谁有理”等传统社会观念的影响，未能全面准确作出定性，简单化办案，轻易作出有利于受伤者的判断；司法裁判过度依赖侦查过程的认定结论，未能作出独立的实质判断，也是这类行政犯司法裁判引发争议的原因。
基于上述分析，要有效解决寻衅滋事罪的误用、滥用问题，应进一步明确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结合保护法益对“随意”“任意”“借故生非”“无事生非”“社会秩序”等予以限缩解释；重视发挥案例指导制度机能，通过具体案例规范各级司法部门对寻衅滋事罪的适用；妥善处理寻衅滋事的行刑衔接，明确什么行为应受行政处罚，什么行为该当刑罚。（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博导、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企业合规研究院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
放大
上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