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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栖
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光绪十九年（1893），大理寺卿徐致祥上了一道措辞激烈的奏疏，参劾湖广总督张之洞，朝野震惊。奏疏的内容主要四个方面：一是怠慢政务，胡乱安排工作；二是重用昏庸钻营的官吏；三是以办理铁路、铁厂、开矿为名，到处勒捐，滥耗钱财；四是架设湖南电报线，引起民愤。奏疏建议对张的使用“外不宜于封疆，内不宜于政地，惟衡文校艺，谈经征典是其所长”。其意思是张之洞不堪为国之重臣，只配当“衡文校艺，谈经征典”的清流名士。
这一大参案的结果是，张之洞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场风波。何以故？
张之洞在洋务运动中的卓然实绩赢得朝野的称誉。他在兴办实业方面喜欢上马大项目大工程，不计成本，“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清史稿》），但在督鄂19年间，张之洞毕竟办成了汉阳枪炮厂、湖北织布局、湖北铁政局等，修筑了贯通中国腹部的一条大动脉——卢汉铁路，以辉煌灿烂的洋务业绩，在我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尤其是他与刘坤一联袂递上三道奏折（史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其中所提出的种种变法思考，堪为晚清新政的蓝图。
张之洞在京城确实是清流党的领袖，具有很重的名士习气，但没有名士身上固有的刚烈与狂狷。他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口碑甚佳，虽也有人背后骂他“巧于仕宦”，但其“十六字为官真经”（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在当年的官场很是受用。如张之洞曾一度思想上倾向维新，情感上赏识康梁，但朝廷的风向陡变，他旋即与康梁撇清关系，将先前书写的与维新相关的题联全然抹去，就连他撰写《劝学篇》，按幕僚辜鸿铭的说法：此为“绝康梁而谢天下”。晚清官场的清流党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只会动口不会动手（如张佩纶、宝廷），而张之洞则是一位既能说会道又擅长办事的国之重臣。
值得一提的是，徐致祥认为张之洞大搞工程项目，耗资巨大，暗示其有经济问题，要求朝廷严厉查办。殊不料，张之洞为官廉洁恰恰成为了他安然脱险的一层“保护色”。《清史稿·张之洞传》如此评价：“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辜鸿铭说得更是透彻：“（张之洞）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张之洞坚守廉洁的原则，使得他面对弹劾能从容应对，毫无惧色。
光绪帝将此案交给了刘坤一、李瀚章查处。刘、李更多的是同朝为官心心相惜，“决不令香帅有为难处”，只认定其在用人不察方面有瑕疵。整个事件有了戏剧化的反转，最终不了了之。张之洞依然仕途步莲：1894年署理两江总督，1907年又任军机大臣，翌年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1909年，病卒，被赐谥号“文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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