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要关头有担当

姜胜群

爱新觉罗·载沣（1883年—1951年），清宣宗道光帝之孙，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第五子，光绪帝载湉异母弟，宣统帝溥仪生父。于宣统年间任监国摄政王。

载沣之子、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曾经说：“载沣胆小怕事，难堪大任，无法给予儿子一点儿保护。”

的确，讲办大事的能力，载沣比他老爹奕譞可差远了。老爹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除掉以肃顺为首的“辅政八大臣”。载沣却败在袁世凯手下，白顶了个摄政王的头衔。

胆小怕事，难堪大任，岂不成了无能之辈？

1910年东北爆发鼠疫，哈尔滨疫情最重，仅傅家甸一个区，14天内就有572人死于鼠疫。每天死40多人。每天感染约一百多人，而且“大有日炽一日之势。”（1911年1月16日《大公报》）鼠疫刚发生时，坟场上带着鼠疫病毒的尸体，有的装入棺木，埋在了地下；有的堆在地面上，很多就是一具裸尸，堆积如山。老鼠或其他动物接触到这些尸体，再次把病毒传染给城里人，先前的一切防疫措施，都前功尽弃。

被清政府任命为全权防疫总医官的伍连德，发现了这个问题，紧急上书朝廷，要求批准焚烧尸体！

焚烧尸体？自古“死者为大，入土为安”。挖坟烧尸，传统不容，民俗不容！

中国历史上，伍子胥的父兄被楚平王所害，伍子胥逃到吴国，帮助吴王阖闾攻破楚国的郢都。虽然楚平王已死，伍子胥“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侮辱死者，以泄深仇大恨。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攻入天京。洪秀全已经死了两个月。湘军依然把洪秀全的尸体拖出来，用刀斧剁碎，把肉泥拌进火药，装入炮弹，当成炮弹打了出去。非刻骨仇恨，谁人能下此手？

所以，伍连德请求焚烧鼠疫患者尸体的奏章送到北京，外务部部长那桐气得大骂伍连德是骗子。摄政王载沣见到奏章后大怒：“什么？让我为焚烧尸体专门下一道圣旨？这不是要贻笑天下吗？”

大臣施肇基，早年就读美国康奈尔大学，获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1905年随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任一等参赞。真文凭，有见识。他劝载沣尽快批准焚烧鼠疫患者尸体的奏章：“臣以为是功在千秋，开一代风气之先，流芳百世之举。摄政王于此紧要关头，若能当机立断力挽狂澜，必能成为我大清中兴之君。”

当时，革命党人四处活动，起义，刺杀，大清朝摇摇欲坠。作为中国实际统治者的载沣，焦头烂额，早已自顾不暇，还要去管草民死活？更何况，挖坟焚尸，让万人咒骂，岂不遗臭万年？

自己跟埋入地下的死者无冤无仇，倒是那些闹事的革命党人才是大清的死对头。应当把天灾人祸转嫁到他们身上，利用权力，大造舆论，让他们去背黑锅！

但就是连亲儿子都认为“胆小怕事，难堪大任”的“无能之辈”，却在决定千百万人性命的关键时刻，不固执已见，听取正确意见，批准了奏章。

伍连德请得圣旨，立即把埋了的尸体也挖出来，集中焚烧！宣统三年，大年初一新春佳节的哈尔滨，公共坟地上的棺木和尸体被浇上煤油，付之一炬。

从这一天开始，傅家甸一直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开始下降。1911年3月1日夜零时，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为零。随后，长春、奉天、铁岭等城市死于鼠疫者为零。抗击鼠疫告捷！

大清朝历史几百年，批过的奏章无数，但“胆小怕事，难堪大任”的监国摄政王批准的这一奏章，是男人的担当，权力者的担当——苍天之下，民生为大！

载沣，出使过德国，西方的先进社会，不可能不对他产生影响。满清遗老遗少中，他最早剪掉辫子，安装电灯电话、穿西服、买汽车。

更可贵的是，历史的紧要关头，不是跟大势所趋对抗到底，来个鱼死网破，而是宣告退位。不当摄政王成为平民百姓后，载沣毫不失落，他说：“从此就好了，我可以回家安心抱孩子了”。

张勋闹复辟，载沣拒绝复出。亲儿子当上伪满洲国傀儡皇帝，载沣不为所动，不捧场，不造孽。

1951年，载沣因多年老病感染风寒病故，葬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可谓善终。紧要关头有担当，摄政王载沣也！

人言：“知子莫若父。”但反过来，知父未必若子。甘当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的溥仪，对他的老子载沣，不仅是不知，而且是不如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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