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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克飞
“你快写吧，求你了，不然执行法官真要拘留你了！”张先生声泪俱下地对着昔日的恋人王女士说道，“事到如今，你得写下钱款的去向，配合法院执行，不要再一意孤行下去！”
而此时，被执行人王女士戴着手铐，双手颤抖，紧握着笔，泪水不断地从她的脸颊滴落到面前的白纸上。
眼前的这一幕让我百感交集，近两年的时间，我目睹了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王女士一点点滑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深渊……
十年爱侣对簿公堂，千万房款去向成谜
一年前，我接到了一起标的额1170万元的执行案件。从事执行工作多年，这样大标的额的案子并不多见，于是我将判决书找来，详细了解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
原来，申请执行人张先生和被执行人王女士本是相爱十年的恋人，两人从校园恋爱走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他们还在恋爱期间育有一子，后来由王女士抚养。当初为了购置婚房，张先生将自己的婚前财产1300余万元转入王女士账户。可由于种种原因，双方并未走入婚姻殿堂，十年爱侣最终劳燕分飞，但王女士却拒绝归还张先生的钱款。
协商无效后，张先生将王女士告到法院。由于张先生、王女士并未领结婚证，法院以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由收案，诉讼中张先生自愿调整了诉请金额为1170万元，法院经审理并依法判决王女士归还张先生钱款。但王女士固执地认为，双方虽没有结婚，却已构成事实婚姻，上述钱款应属于两人的共同财产，她向法院提起再审并拒绝履行生效判决。张先生于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了解了案件过程，我感到这位被执行人与之前接触到的“老赖”不太一样，王女士毕业于名校，研究生学历，她不履行生效判决并不是因为“不懂法”，而是心存侥幸，希望通过再审改变判决结果。
面对“不认判决”的被执行人，还是得从做思想工作入手。我拨通了王女士的电话，“再审并不影响执行，何况再审并未正式立案，如果不履行生效判决将会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严重的还将以拒执罪追究刑事责任。”我向王女士释明法律，但王女士却始终沉默。
后来，法院正式向王女士发出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要求王女士如实申报财产。但法律文书经发出后“石沉大海”。
在经历了多次电话劝说无效后，我决定前往王女士的工作和居住地杭州。在王女士工作的某高校，我第一次见到了她，个子不高，瘦瘦小小的，脸上满是憔悴与疲惫。
“钱我都用掉了，给孩子买玩具、报培训班了。”面对我的询问，王女士以各种理由搪塞，后来便一直流泪沉默不语。“如果你不履行判决，我们现在就可以将你带回上海进行司法拘留。”见我态度强硬，王女士的心理防线“暂时”瓦解，经过协商，王女士同意还款750万元，分两期归还，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
跨域“执行联动”，破解“找钱”难题
原以为案件可以了结，没想到一个月后，我又接到了张先生的电话。“时法官，她不仅一分钱没还，还从原来的工作单位辞职了，我现在找不到她了。”张先生在电话里焦急地说。“你不要着急，我尝试联系她一下。”挂断张先生电话后，我接连几天不断尝试联系王女士，可都杳无音信。
鉴于王女士违背和解承诺，法院将王女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她采取了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等强制措施。
“既然最终目的是将钱款执行到位，那我们何不将执行的方向从找人变成找钱呢？”通过调查王女士的账户交易情况以及网约车等订单，我发现王女士可能将钱款藏匿在她父亲名下。据调查，王女士的父亲名下有大量借记卡账户和理财产品，总额高达700余万元。
借助长三角跨域执行联动机制，2024年4月，法院决定对王女士进行司法拘留，我与同事们再次去了杭州，并得到了杭州法院的支持。经过当地公安部门的协助调查，我们终于掌握了王女士的居住地址。然而，我们发现王女士在前一日驱车前往了外地。
“既然钱款很可能藏匿在王女士父亲名下，那么我们能否从她的家人入手？一方面让王女士父亲当面讲明钱款来由，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助家人的力量感化王女士，让她自愿还钱。”于是，我和同事们从杭州马不停蹄地赶往了王女士的老家浙江金华。
王女士的家人都是农民，在他们的观念里王女士和张先生在老家办了婚礼，已经是夫妻关系，而与张先生分手和打官司让王女士精神受到了很大打击。在我不断地释法明理下，王女士的家人终于同意帮助劝说王女士，但王女士的父亲始终没有对名下的钱款作出合理解释。
星夜辗转两城，终将被执行人拘传
“时法官，她正开车从杭州往上海方向行驶。”2024年5月的一天，我接到了张先生的电话，这是王女士“沉寂”一个月后的再次现身。我一边询问张先生具体情况，一边联系法警，准备在上海就地拘传王女士。
挂断张先生的电话，我和执行干警立即驱车前往张先生所说的地点。可赶到后，只看到王女士的车，不见她人。经过数小时的蹲守，王女士迟迟没有露面，我们只能将王女士的车辆扣押，拖离现场。
又过了一个月，到了张先生和王女士案件再审听证的日子，我认为这是一个拘传王女士的绝佳时机。可万万没想到，张先生和王女士的弟弟在法院门口发生了肢体冲突，两人被民警带走，王女士在混乱之际乘坐网约车逃离了现场。经过公安协查，王女士乘网约车往杭州方向而去。
我深知在已经打草惊蛇的情况下，如果错过了执行“窗口期”，会增加案件的执行难度。于是，我与同事们当即决定前往杭州。可抵达杭州后，当地公安向我们反映，王女士并没有返回住处，而是买了晚上前往上海的火车票。
“为何在回到杭州后再度返回上海？王女士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经过讨论，大家决定兵分两路，我和几名同事返回上海，另外一组同事继续在王女士家附近蹲守。
“王女士返回上海会不会是去找滞留在上海的弟弟呢？”想到此，我立马拨通了事发地派出所的电话，请他们协助法院执行。果然，在返回上海的路上我接到了事发地派出所的电话，王女士正在派出所做笔录。
我和同事赶到派出所时，已经是次日凌晨3点多，刚做完笔录的王女士走出派出所，看到我们一行人非常吃惊，她没有想到为了拘留她，我们会连夜辗转两城。
当晚，王女士被带到了法院谈话室，我与同事对王女士展开执行问讯。然而，王女士还是避重就轻，转移话题，就是不交代案款去向。第二天早上，张先生也来到了法院。我让两人聊了聊，希望张先生从情理上感化王女士，但仍然一无所获。
王女士的行为一步步地瓦解了法院的善意。最终，我向王女士宣读了司法拘留决定书，并让法警为她戴上了手铐。此时，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终于，王女士在悔过书里承认了钱款在她父亲名下的银行账户。张先生则向法院提出解除拘留申请，双方重新达成了和解协议，王女士在50天内归还张先生800万元。
2024年8月，王女士将全部金额履行完毕，这场历时近两年的执行案件终于结案。
回顾案件的全过程，王女士的经历令人唏嘘，她接受过良好教育，本该拥有更加明媚的人生，法院也对她释放了足够多的“善意”，给了她很多“回头”的机会，可她却心存侥幸，一次次对抗执行，直到面临司法拘留的处罚才幡然醒悟。
善意执行和强制执行不是顾此失彼、此消彼长的关系，善意执行并不能突破强制执行和法律权威性的底线。如何让当事人既受到执行工作的强制威慑，又感受到执行过程的善意文明，同时使案件一次性彻底解决，这是每一位执行干警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需要细细把握的尺度。
（作者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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