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职”乱象野蛮生长 人大代表开药方

　　□  记者  陈颖婷  见习记者  王葳然

　　“我今年带来一个《加强‘三职’人员协同治理，构建良好营商环境的建议》。”市人大代表姚海嵩代表介绍道。

　　去年，“职业闭店人”“职业索赔人”开始走进公众视野，让企业和消费者陷入经营与消费的困境。记者了解到，“三职”人员是职业闭店人、职业索赔人、职业投诉人的统称，这一群体通过滥用投诉举报、信息公开、复议诉讼等权利，挤占消费者维权的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甚至侵害经营者合法利益和健康的营商环境。如何管住“三职”人员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针对小瑕疵开展举报  “职业索赔”现象正在“野蛮生长”

　　姚海嵩代表在调研中发现，职业索赔人和职业投诉人通常会大量投诉一些微小的问题。“比如投诉标签不规范、专利号引用不规范等等，他们往往会通过大量类似的投诉来逼迫企业就范。我们觉得这样的行为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也对营商环境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据姚海嵩代表介绍，2023年，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了24万件涉职业索赔投诉案件，占投诉案件总量的20%左右。

　　“职业索赔现象缺乏法律规制，处于‘野蛮生长’阶段。实践中还有一个职业索赔人向行政机关一次性提出数百份投诉举报，继而复议诉讼的情形，严重浪费了执法和司法资源。”姚海嵩代表表示，“职业索赔现象打击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一些企业甚至关闭注销。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有些企业为了应付职业索赔甚至设立了‘专项基金’，用来支付应对职业索赔人所产生的‘顾问费’。”

　　此外，姚海嵩代表提到，职业索赔人呈现年轻化趋势，有一些高校学生甚至未成年人也开始走上职业索赔之路。

　　不只姚海嵩代表关注到了这一现象，市人大代表陶爱莲也提出了“规范职业索赔，维护上海良好营商环境”的建议。“目前，遏制职业索赔在法律上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企业在面对这类行为时，既要应对法律监管的压力，又要应对舆论的负面影响。这种法律与政策的缺失，使得职业索赔与网红打假行为得以滋生和蔓延，对市场和消费者造成了不良影响。”

　　陶爱莲代表向记者透露一组数据，自去年10月以来，网络上食品安全打假事件同比上升了353%，这一趋势还蔓延到了化妆品领域，涉及百雀羚、相宜本草等知名品牌。“以往的‘职业打假’行为中，当事人往往是为了向品牌讹钱。然而，随着不少人通过网络‘打假’成为‘网红’，并通过直播带货赚取高额收益，这一行为正逐渐变质。”

　　如何管住“职业索赔”现象？代表建议形成统一手势

　　“对于‘三职人员’，我认为首先我们企业要做好消费者权益的一个维护，要成立一个联动机制，从预警、立案到处理形成统一认识，同时一定要紧盯典型案件治理，把‘三职人员’的行为向社会公示，让大家知道这些行为的危害性。”姚海嵩代表建议，可将信访和12345热线、行业管理部门等纳入这项工作，建立信息共享和预警机制，加强前期预警和预防、事中和事后的评估及评判，提升研判和协同能力，“包括按照不同职能部门分工进行相关类案调查、提前介入、移送线索，刑行衔接、公益诉讼等，形成统一的处置口径和手势。”

　　“企业在面对职业索赔与网红打假时，常常因为证据收集能力不足而难以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职业索赔者和网红打假者往往掌握一定的技巧和手段，能够制造假象或夸大事实，使企业在应对时处于被动地位。”陶爱莲代表表示，鉴于上海是职业索赔行为受影响较为显著的地方，亟需通过立法来有效遏制这一乱象，“首先要对职业索赔等行为的特征、表现形式进行明确，为各部门在履职过程中提供准确的识别标准和施策依据，确保监管措施能够精准到位；同时还要建立跨部门的联动机制，各部门应进行预警与规制，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等方式，加强部门间的沟通与协作，确保对这类行为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打击。”

　　她建议，针对此类问题应出台综合限制措施，比如：加强司法部门对恶意投诉举报的审理和裁决力度，提升信访部门对恶意举报的甄别能力，监管部门应加大对恶意投诉举报的查处力度，发改信用部门应对失信行为进行惩戒，建立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提高违法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