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啃“骨头案”中上演“将计就计”

　　□  谢蕾  李承浩  郝梦真

　　“你好，我们是嘉定法院执行局……”“别打电话了，让我搬走，门都没有！”

　　第一次与被执行人王某胜的通话，比想象中更“简单”，我还未说明原因，电话那头便传来了“嘟嘟”声。

　　这是一起恢复执行并内部交叉的腾退案件。初次执行时，被执行人情绪十分激动，态度也十分强硬。因担心强制执行会引发他的过激行为，由此本案暂缓执行。

　　但，一直缓下去并不是办法，为了实现申请执行人的权益，再难啃的“骨头”也要啃下去。去年年末，我院执行局对本案启动了内部交叉程序，希望引入新的执行力量，通过新的执行思路、执行智慧来“破局”。而我，便成为这起“骨头案”的新承办人。

　　看着卷宗里被执行人的笔录，句句透露出的抗拒之意，我陷入了沉思……

　　第一阶段

　　拒不履行VS提醒警示

　　怎么才能实质性推进案件？要善于运用现有的执行措施和手段，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执行措施固然要用，但更要化解被执行人心中的症结和怨气，要“刚柔相济”，才能体现出情法交融。喜欢“三国”的我，在脑海中闪现出诸葛亮让孟获心服口服的经典情节。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阶梯式施加压力”来“渐进式化解矛盾”，让被执行人心服口服？

　　在一系列自问自答中，我的执行思路逐渐清晰。

　　我先将被执行人王某胜传唤到院，虽然他拒不搬迁的态度依然坚决，但也敞开了心扉，向我讲述了自己的种种无奈。

　　“我在他们这里投入了上百万元，结果一分钱没赚，现在他们还要赶我走！”

　　“当时让我进场的时候，那么客气。现在我遇到困难了，就不讲人情了？”

　　……

　　故事很长，但我没有打断，一直在静静听被执行人讲述，一来是希望从中找到化解矛盾的症结所在，二来也想让被执行人的情绪能有个宣泄口。我尝试着与被执行人释法说理，但沟通了许久，被执行人仍然态度强硬。

　　第一次沟通没有改变他的态度，但我还想再给他一次主动承担的机会，于是我出示了预拘留通知书，责令他限期搬离，否则将对他司法拘留。

　　第一阶段在执行有力度的同时体现出司法有温度：先通过传唤给被执行人第一次压力，又通过预拘留通知书给被执行人善意提醒和警示，希望被执行人能悬崖勒马，及时主动履行义务。

　　第二阶段

　　“空城计”VS“将计就计”

　　预拘留通知书中限定的时间已过，但被执行人迟迟未搬离，经合议庭讨论，我们决定在执行局常态化集中行动期间对被执行人实施拘留。

　　天蒙蒙亮，我们敲响了被执行人家的门。

　　“王某胜，请开门，我们是嘉定法院执行局。”

　　“叔叔，我爸爸不在家。”门缝里传来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那你们家还有谁啊？”

　　“就我一个。”

　　大人不在家？但我明明刚才还在楼下看到了被执行人的车，而且这个时间段，被执行人不可能留女儿独自在家。

　　思及此处，执行局副局长唐震笑着对小姑娘说：“好的，小朋友，既然大人不在家，那我们就走啦。”随后示意其他人员佯装离开，制造脚步声，他自己则与一名法警躲在房门两侧。果不其然，10分钟后，被执行人忍不住开门探查。门一开，唐震立马先把脚伸进去，抵住房门，“别藏了，跟我们回法院！”

　　对被执行人宣布拘留后，他的态度开始有所缓和，“法官，我知道错了，别拘留我，放我回去，我答应两周内搬走！”

　　其实，拘留并不是本次行动的最终目的，给予被执行人心理上的震慑，才是“醉翁之意”。本案是行为类执行案件，由被执行人自行搬离是最为经济、妥善、风险最小的方式。由于被执行人答应两周内搬走，申请执行人也表示接受，我们最终提前解除了拘留。

　　第二阶段既让被执行人认识到执行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同时也让他感受到执行的宽容度，向他传递了执行法官的“良苦用心”。

　　第三阶段

　　妻女滞留VS保障权益

　　两周过去了，被执行人依旧没有归还房屋，与执行团队商量后，我决定向局里申请“专业腾退组”。

　　经过前两次的沟通交流，被执行人的对抗情绪已有所降低，从“硬对抗”变成了“软逃避”。腾退当日，只有被执行人的妻子和女儿滞留在执行现场。

　　我俯身问小女孩：“小朋友，今天是周一，怎么没去上学啊？”“我爸爸向老师请假了。”

　　“法官，现在让我们搬离，我们母女俩只能流落街头。”被执行人妻子忍不住落泪。

　　虽然这可能是被执行人故意将妻女留在现场，但临近年关，被执行人一家安置的困难确实是现实问题，可申请执行人的胜诉权益也亟待落实，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又摆在面前。

　　申请执行人要回房子的主要目的是继续经营，而二楼这几间房间与生产经营关联度较小，可否先预留两间给被执行人及其家属暂住一周过渡，其余部分全部强制返还申请执行人呢？该方案得到申请执行人认可，被执行人妻子也点了头，主动将其余房间的钥匙交出。

　　第三阶段案件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返还房屋的基础上还兼顾了被执行人及其家属的基本生存权益。

　　第四阶段

　　心存侥幸VS移送拒执

　　一周后，我再次来到了腾退现场查看，却发现被执行人并没有明显的搬离迹象。

　　“王某胜，怎么到现在还没搬？”

　　“谢法官，现在地方不好找，没地方去啊。”被执行人还想继续拖延。

　　从行为上看，被执行人现在已经涉嫌拒执罪了。但追究拒执罪毕竟是刑事手段，无论对被执行人自己还是对他的家人，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尤其是被执行人还有年幼的女儿。为了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小，我决定再给被执行人一次机会，向被执行人送达了“预追究拒执罪告知书”，责令他在15天内清空。

　　但被执行人在我们下达最后通牒后依旧没有搬离。无奈，经合议庭及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我们将被执行人的拒执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对他进行了刑事拘留。至此，被执行人终于认清现实，不再逃避，主动通知家属搬离了最后占用区域。

　　四个阶段下来，被占用数年的房屋“完璧归赵”，被执行人也因履行了义务，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

　　回溯全案，四次阶梯式施压，让被执行人认识到法律的权威性和不可挑战性，而每次施压后又为被执行人尽力保留的余地，则是为了让被执行人感受法律的温度和柔性。这般刚柔并济、宽严相济，才是执行最“嘉”解。

　　交叉执行的案件都是“骨头案”“难缠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矛盾激烈，风险隐患较多，但无论是哪一方当事人，其实都是在激烈的对抗中隐藏着自己的难言之隐。作为执行法官，既要尽快实现申请执行人的权益，又要践行善意文明理念，以“如为我执”之心，在执行工作中站稳人民立场，注重执行措施、节奏、强度的适当性，保障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既解“法结”，又解“心结”，实质性化解纠纷，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本案执行法官：谢蕾，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二级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