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盗版生意和“版权碰瓷”

　　再过几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世界知识产权日。”

　　今天我们对于版权已经非常重视，使用某种字体、转发一张图片都可能涉及到版权，而在古代，有没有这样的版权问题呢？

　　唐朝

　　版权费无所谓

　　所谓版权和盗版，它的前提都是有“版”，这个版是什么呢？就是雕版印刷的版。

　　学术界公认，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不存在商业性的盗版活动。在中国唐朝以前，图书的复制和传播主要通过手工抄写，费时费力，“盗版”根本没法成为一门产业。即便是唐代发明雕版印刷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印刷术也大多是用于佛经、咒语等宗教用品印刷。当然也有印刷诗文的，比如白居易和他的好友元稹，没收到一毛钱的版权费，诗集却被人抄写复刻放到集市上去卖了，“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元氏长庆集》）

　　这事放到今天可是要发律师函打官司的，不过当时的作者很大方，“版权费无所谓，拿走拿走别客气，只要有人知道我的诗就行了。”当然，版权里面最基本的署名权还是必须尊重的。

　　唐朝诗人李播在蕲州当官的时候，就遇到过这么一件槽心事。有一个姓李的书生来拜访，拿出自己的诗来让李播看。李播惊奇地说：“这是我的旧稿啊，为什么拿来让我看？”李生惭愧地说：“我在江淮一带拿您的诗冒充自己的作品，已经很久了，求您能够把诗送给我。”李播说：“我年纪大了，不再混文艺圈子，这东西已经没有用了，就送给你吧。”李生道谢告别，李播问他：“到哪里去？”李生说：“准备往江陵拜见表丈卢尚书。”李播问：“卢尚书叫什么名字？”李生回答说：“叫卢弘宣。”李播大笑：“秀才又错了！卢弘宣尚书是我的亲表丈，怎么又冒充亲戚呢？”李生十分惶恐：“刚才承蒙您借用诗歌，那么干脆连同您的表丈也一块儿借用吧。”李播大笑着把他打发走了。偷版权连亲戚都一并偷了。

　　可见，在唐朝以前，侵犯版权的行为，主要还是抄袭剽窃、冒名顶替这类行为，并不是商业活动。

　　宋朝

　　盗版生意做进皇宫

　　到了宋朝之后，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图书市场成为一门很大的生意。盗版活动也就随之应运而生了，当时有名的作家几乎都遇到过盗版的事情。甚至出现了专门瞄准文坛大腕的盗版书商，比如苏东坡自己并没有出版文集。但是他生前就有很多地方出版他的诗文，有的书甚至卖到了高丽、日本。

　　南宋理学家朱熹也被盗版过好几次，他出过一本《论孟精义》，是自印自销。结果浙江义乌的书商一看卖得不错，立马盗版翻印。朱熹也拿这些人没有办法，写信给朋友吐槽“此举殊觉可笑，然为贫谋食，不免至此，意亦可谅也”，那些盗版的人，也是为了混口饭吃，还是选择原谅他啦。

　　为了跟盗版斗法，宋朝的书商也做了各种努力。一些比较有名的书商，会给自己设计专门的商标，刻印在文章末尾，叫“坊牌号记”，有些还会加上不许翻印盗版的声明。比如宋版《东都事略》，其牌记上便有一句“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

　　不过也有作家因祸得福，竟然通过盗版书得到了皇帝的青睐。南宋著名学者洪迈，有一次进宫朝见当朝皇帝宋孝宗。宋孝宗突然提到：最近朕看到一本什么斋随笔来着。洪迈吓了一大跳，“正是微臣的《容斋随笔》，随便写的，不敢惊动皇上。”皇上一笑：“爱卿不用谦虚，写得不错。”洪迈这才惊魂落定。回去一查，原来是婺州的书商把《容斋随笔》偷偷出版，拿到书店里卖，又被太监买到送进宫里。洪迈因祸得福，万分感慨，“书生遭遇，可谓至荣！”有了皇帝的表扬，他再接再厉，又写了容斋续笔和三笔、四笔，最终成为一部传世巨著。

　　明清

　　打击盗版与版权碰瓷

　　虽然宋朝的盗版已经成为一门生意，但是对于苏轼和朱熹这样的作者，正分职业是当官，并不需要靠版权收入为生。他们吐槽盗版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作品的声誉，更在意的是书籍质量。而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通俗文学的繁荣，产生了一批真正的职业作家和职业出版人。打击盗版是直接关系到自己饭碗的大事。比如清初著名作家李渔发现当时书商“翻刻湖上笠翁（李渔）之书者，四海以内，不知凡几”。这些人“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我耕彼食，情何以堪，”简直就是当代的中山狼，李渔决心“誓当决一死战”。他可不是光说不练的嘴炮，他当时住在南京芥子园，听说苏州出了盗版，赶紧跑到苏州官府告状。刚摆平这事，家人又报告杭州出了盗版，又让女婿前往杭州，追缴翻印的书版。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官府打击翻印了，于是又出现了更加隐蔽和高明的盗版。比如明末清初的时短篇小说集很畅销，当时的书商经常改头换面翻印别人的小说，把一本书割裂成几本，或者几本书凑成一部，换个书名作者，类似于今天的洗稿。

　　还有一些书商，瞄准市场热点，组织写手假冒冯梦龙、陈继儒这些畅销书大家出书。比如《三言》《二拍》出版之后，市场上很快出现了模仿拼凑的《别本二刻拍案惊奇》《警世选言》《觉世雅言》等等。估计原作者看到这些山寨书，心情也和金庸先生看到“全庸”“金庸新”差不多。

　　不过盗版与正版之间也不是非白即黑，比如晚明的余象斗，既是畅销书作家，又是精明的书商。他看到《西游记》热销，立马就写了《南游记》《北游记》推向市场。他对于盗版非常痛恨，认为他们“袭人唾余,无耻之甚”。为防止盗版，还专门在书籍插图里加上自己的点评和商号。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后人发现，余象斗自己也经常盗版翻刻他人的书籍。比如他印的《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用万卷楼的书版挖改重印的，《南北宋志传》也是从江南“原板”引进。严以待人，宽于律己，这可怎么说才好呢？还有人以恶制恶，想出一些“版权碰瓷”的绝招。比如苏州是明清时期出版业的中心，盗版翻印也非常猖獗。有个书商俞羡章编印了一本《唐类函》，尚未发售。担心有人翻印，便故意跑到官府报假案，说是近日被强盗抢去新书若干部。如果市面上发现有其他人卖这部书，请立即移送官府。于是《唐类函》在市场大卖，却没有人敢翻印。不过总体上，这些版权保护还是维护出版商的利益，对作者的版权利益保护并不完整。

　　直到1910年，中国第一部版权法《大清著作权律》颁布之后，现代意义上的版权保护观念才逐步普及。（来源：扬子晚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