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宝琳失踪案

　　□  尚法斋

　　1922年，法国布列塔尼地区一个宁静的小村庄被一起离奇失踪案打破了往日的平静。年仅两岁的宝琳·皮卡德在自家农场玩耍时神秘失踪，这起案件随后的发展充满了令人费解的转折，成为了法国犯罪史上一桩著名的悬案，多年来一直吸引着人们的关注与猜测。

　　女童失踪

　　1922年的法国布列塔尼地区，仍笼罩在一战后的经济阴霾中。古阿鲁杜村坐落在莫尔比昂省的丘陵地带，全村不足两百人，石屋错落分布在麦田与橡树林之间，村民以放牧和种植燕麦为生。四月的布列塔尼春寒料峭，皮卡德家族的农场是村中少有的殷实人家——父亲皮埃尔·皮卡德经营着20公顷土地，母亲玛丽·勒·科兹操持家务，膝下九名子女中，最小的宝琳·皮卡德刚满两岁半，金发碧眼，常穿着母亲缝制的碎花连衣裙在院子里蹒跚学步。

　　4月6日午后，阳光穿透云层洒在农场木栅栏上。玛丽在厨房揉面，透过窗户看见宝琳正坐在门槛上玩一只铁皮青蛙，皮埃尔则在谷仓修理农具。这是再寻常不过的午后，直到玛丽发现窗外的孩子不见了。她以为宝琳跟着兄长去了牧场，便大声呼唤长子费尔南的名字，得到的却是“没看见小妹”的答复。

　　恐慌像野火般蔓延。皮埃尔扔下工具冲进院子，发现铁皮青蛙滚落在鸡舍旁，附近的苜蓿地里有新鲜的拖曳痕迹。夫妇俩翻遍了堆肥棚、水井和储物仓，玛丽甚至扒开了牲口槽的干草——那里曾是孩子们捉迷藏的角落。当暮色浸透村庄时，皮埃尔敲响了村长家的门，警钟响彻山谷，150余名村民举着煤油灯涌入田野，猎犬的吠叫打破了夜的寂静。

　　这场持续三周的搜寻，暴露了法国乡村警力的原始状态。时任莫尔比昂省宪兵队队长的路易·勒·盖克在报告中写道：“我们缺乏专业追踪设备，只能依赖村民的肉眼和猎犬的嗅觉。”警方绘制的搜查地图显示，以皮卡德农场为中心，半径三公里内的树林、溪流、废弃矿井均被标记，但唯独遗漏了800米外的泥炭沼泽——那片齐腰高的芦苇荡被认为“小孩无法独自进入”。

　　志愿者中不乏迷信者，他们向当地神父求助，在村口悬挂圣安妮画像，甚至用黑公鸡血祭祀，认为“邪恶力量”带走了宝琳。《西部邮报》记者安德烈·莫罗走访时记录下村民的猜测：“有人说看见穿黑斗篷的陌生人在橡树旁徘徊，也有人坚称吉普赛大篷车曾在村外停留——尽管最近的罗姆人营地远在百公里外。”

　　警方唯一的“线索”来自一名叫让·勒·杜的牧羊人，他声称4月6日傍晚看见一个“穿红裙的小女孩”坐在路边，但无法确认是否为宝琳。当被问及为何当时未报警时，牧羊人低头搓弄着粗布围裙：“我以为是哪家孩子在玩……”

　　被误认的“宝琳”

　　1922年5月6日清晨，瑟堡港的渔民在防波堤附近发现了一个赤脚流浪的小女孩。她约两三岁，穿着沾满泥浆的白色连衣裙，头发纠结成团，怀中紧抱一只缺耳的布熊。港口派出所的警员吕西安·莫罗在日记中描述：“她不说话，只是盯着海水，眼神空洞得像具洋娃娃。”

　　女孩被送往圣文森特临终关怀医院，医生检查发现她严重营养不良，左脚有陈旧性烫伤疤痕。当警方将她的照片电传给古阿鲁杜村时，玛丽·皮卡德立刻认定这是女儿——“她嘴角的痣和宝琳一模一样！”但皮埃尔却犹豫了，“宝琳的左眉上方有块胎记，照片里的孩子没有。”

　　5月8日，皮卡德夫妇在医院见到女孩。玛丽冲上去抱住她，用布列塔尼语呼喊“宝琳”，但孩子身体僵硬，目光越过她的肩膀，仿佛在注视某个不存在的角落。“她闻起来不像我的孩子，”玛丽后来对记者说，“宝琳身上总有股牛奶和洋甘菊的味道，而这个孩子只有海水和铁锈味。”

　　时任瑟堡检察官的皮埃尔·杜兰德坚持让皮卡德一家“再相处一晚”。当晚，玛丽试图给女孩喂燕麦粥，她却剧烈呕吐，直到护士换成白面包才肯进食。次日清晨，皮埃尔告诉检察官：“也许惊吓让她忘记了一切，但她的眼睛告诉我，她是我们的女儿。”

　　5月12日，火车抵达布列塔尼半岛时，古阿鲁杜村的钟声为“失而复得的宝琳”响起。村民们簇拥着皮卡德一家，将女孩称为“奇迹的孩子”。但长女埃莱娜注意到异常：“宝琳害怕咱家的狗‘卢瓦克’，可以前她总骑在狗背上玩。”邻居热尔曼·勒·科兹也私下嘀咕：“这孩子走路像小鸭子，宝琳以前跑起来像小兔子。”

　　最困惑的是女孩本人。当玛丽带她去失踪时的门槛前，她突然尖叫着躲到皮埃尔身后——不是因为“回忆起创伤”，而是门槛上的铁皮青蛙吓到了她。家庭教师让·莫罗发现，女孩对法语指令有反应，却听不懂布列塔尼语单词“妈妈”。这些细节被《小巴黎人报》敏锐捕捉，5月15日的头版标题是《两个宝琳：一个灵魂的分裂》。

　　然而，警方急于结案。宪兵队长勒·盖克在报告中写道：“创伤导致的记忆障碍在儿童中常见，皮卡德夫妇确认身份的情感诉求大于理性判断。”当地神父在周日弥撒中宣称：“上帝用考验洗净了这个家庭的罪。”舆论逐渐偏向“圆满结局”，直到5月27日的惊天发现。

　　惊现尸体

　　那个阴雨绵绵的早晨，17岁的自行车手欧仁·勒·布伦在经过泥炭沼时，车轮陷入泥坑。他下马清理时，瞥见芦苇丛中露出一角碎花布——正是宝琳失踪时穿的连衣裙。当警方用担架抬出尸体时，现场人员无不反胃：尸体自腰部以下缺失，右手臂只剩骨骼，胸腔被掏空，头部不翼而飞。更诡异的是，衣物被叠成整齐的方块，放在尸体右侧，宛如某种仪式。

　　“这不可能是野兽所为，”法医阿尔贝·杜邦在尸检报告中指出，“切割面太整齐，肋骨有锯齿状切口，显然使用了外科手术刀或屠刀。”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距尸体三米处的橡树洞里，发现了一颗男性头颅——经测量，其头围57厘米，明显大于两岁儿童。杜邦推测：“这颗头颅死亡时间至少半年，与女童尸体无关，可能是凶手故意放置的干扰项。”

　　消息经电报传遍法国，《费加罗报》以《布列塔尼出现开膛手？》为题掀起舆论风暴。巴黎的犯罪学家乔治·比卡尔特介入调查，他在笔记中写道：“凶手对尸体的处理带有仪式感，可能存在宗教或神秘主义动机。”

　　“偷走孩子的恶魔”

　　在所有嫌疑人中，49岁的农民伊夫·马丁最为神秘。据村民回忆，他常独自在墓地游荡，声称“能听见死者的声音”。5月13日，他闯入皮卡德家，用布列塔尼语质问皮埃尔：“你确定这是宝琳吗？上帝看得见谎言。”当玛丽反问时，他突然崩溃：“我有罪！我看见了……他们在橡树下……”随后被宪兵拖走。

　　马丁被关押在坎佩尔精神病院期间，医生记录下他的呓语：“眼睛……好多眼睛在沼泽里发光……穿红裙的女人抱着孩子……”但每当问及“他们”是谁，他就浑身颤抖，用头撞击墙壁。比卡尔特认为，马丁可能目睹了部分真相，但精神障碍使其表述混乱：“他提到的‘红裙女人’，或许与牧羊人看见的‘穿红裙女孩’存在关联。”

　　警方最初锁定的嫌疑人是皮卡德家的临时工克里斯托夫·凯拉蒙。这个曾因强奸罪入狱的流浪汉，在宝琳失踪当天清晨出现在农场，离开时口袋里装着两块蜂蜜蛋糕——那是玛丽为孩子们准备的点心。凯拉蒙声称“去邻村卖伞”，但无人能证明他的行踪。直到宝琳父亲出庭作证，称当天中午在六公里外的市集见过他，才洗清嫌疑。

　　另一个疑点来自女裁缝玛丽·勒·盖兰，她在4月5日傍晚看见两个“戴圆顶礼帽的外国人”在村口徘徊，其中一人向她问路时“露出金牙”。这一证词被《晨报》渲染为“国际拐卖团伙作案”，但警方始终未找到相关出入境记录。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代的法国，流浪艺人、修锅匠等流动人口常被视为“偷走孩子的恶魔”，这种集体潜意识影响了调查方向。

　　两个宝琳的终局

　　当法医确认泥炭沼的尸体才是真正的宝琳时，瑟堡女孩的身份再次成谜。她被送回孤儿院后，管理员发现她对缝纫工具特别着迷——这与皮卡德家从未接触过女红的宝琳截然不同。1924年1月，她因麻疹夭折，直到死去，胸前仍挂着那只缺耳布熊，标签上隐约可见“MADE IN GERMANY”（德国制造）字样。

　　宝琳的葬礼在暴雨中举行，只有37人出席——多数村民害怕“诅咒”，不敢靠近坟墓。皮埃尔夫妇拒绝打开棺木，他们在墓碑上刻下：“这里安眠着我们的小天使，愿上帝宽恕夺走她的人。”而那颗神秘的男性头颅，最终被认定为1921年失踪的波尔多商人亨利·杜兰德，但他的尸体其余部分至今未被找到。

　　1957年，宝琳的姐姐埃莱娜在接受《西部法国报》采访时透露：“母亲直到临终前，还在抽屉里留着两件碎花连衣裙，一件是宝琳的，另一件是那个女孩的。”皮埃尔则在1963年去世前，将农场卖给了外人，临终遗言是：“有些真相，比死亡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