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服务有望向普通家庭延伸

　　日前，上海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的通知》，上海启动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成为继北京、杭州后又一推行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的城市。这一政策的出台，意味着被视为高净值家庭专属的信托服务，正通过制度创新拓展业务新场景，有望进一步向普通家庭延伸。

　　新政为不动产信托登记提供依据

　　不动产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依法将其不动产转移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处分的信托业务。以房屋信托为例，业主可将房产转移给受托人，由受托人负责管理（如出租），租金收益归指定受益人。在此过程中，受托人需遵循“信义义务”，若违背则需承担赔偿责任。

　　华东政法大学贾希凌副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动产信托的独特性在于信托所有权与受益权的分离。委托人可通过设立不动产信托，将房产登记至受托人名下，仍确保受益人的权益。例如，委托人可设定母亲终身享有居住权或赡养费，也可以设定后代子孙享受特定的教育或满足一定的生活水平等。

　　长期以来，由于《信托法》未细化财产转移登记流程，不动产信托在我国处于“制度空转”状态。对此，复旦大学法学院高凌云教授表示，此次上海试点政策明确了不动产作为信托财产需转移给“受托人”，为不动产信托登记提供了依据。但试点政策目前仅针对不动产商事信托的不动产转移登记，对于涉及不动产的遗嘱信托和家族/家事信托尚未提供落地措施，虽作用有限，但意义重大，为未来政策扩展奠定了基础。

　　新政鼓励围绕与民生福祉相关的场景开展试点

　　传统观念中，信托常被视为高净值家庭的专属财富管理工具，与普通家庭距离甚远。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房产往往是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动产信托制度的缺失，使得普通家庭无法通过房产设立信托。

　　高凌云表示，普通家庭设立信托有诸多好处。例如，父母离世后子女未成年，直接继承房产可能导致监护人滥用财产，而设立信托可以约定受托人管理房产至子女成年，避免资产流失。但目前这类家庭信托难以达到信托公司的门槛，新政中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对“平民信托”的帮助有限，主要针对不动产商事信托，需要委托人“购买”信托公司的“信托产品”，并非个性化的民事信托。希望未来的政策和法律能够允许所有不动产信托，将家庭信托纳入其中。

　　贾希凌则认为，此次试点政策使得以房产设立信托在现实中有了可操作性。政策鼓励围绕养老助老、特殊需要、家庭服务、公益慈善、风险处置等与民生福祉密切相关的场景开展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为普通家庭设立不动产信托提供了空间。虽然此次试点未直接降低资金门槛，但允许以房产作为信托财产，实质上增强了普通家庭参与的可能性。

　　建议委托专业人士辅助设立信托

　　试点政策要求不动产信托采取“双重登记”模式，需要受托人进行不动产信托产品登记和财产登记，分别通过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和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

　　高凌云表示，当前大众对家庭信托存在认知误区，如部分市民认为“信托就是买理财产品”。信托是在合法前提下“我的财产我做主”，此种类似于理财的做法并非真正的家庭信托。家庭信托一般是根据每个家庭的需要进行个性化设计，设立目的并非为了获取更高收益率，而是为家庭成员做出最佳安排。因此，如果家庭财产情况或家庭成员关系复杂，建议向专业律师咨询，并将家庭信托与意定监护、遗嘱等结合起来，必要时还可寻求公证部门的参与，以更好地实现家庭财产管理与后代传承。家庭信托既可在生前设立，也可通过设立遗嘱信托在自己身故之后保护后代利益。当然，信托虽有诸多功能，但并非所有家庭都需要，信托也不能解决所有财产问题，是否设立需向专业人士咨询。

　　贾希凌则提醒民众，要使“信托财产登记”具有法律效力，需通过持牌信托机构设立，且必须完成“双重登记”。切勿轻信他人的“资产管理”承诺，只有在不动产权证上注记“信托财产”专项标识的不动产，才能实现与委托人、受托人固有资产的隔离。此外，不动产信托具有高度特定化的特点，与资产管理类的信托产品不同。设立信托时，建议委托人聘请专业律师，并与信托公司交流，基于自身需求，共同设计相关条款，以准确表达和充分实现设立目的。（记者  朱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