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何应对洪涝灾害

　　近年来，随着全球极端天气增加，自然灾害频发，对我国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探讨我国古代应对洪涝灾害的丰富经验，及其对现代灾害管理的借鉴意义，至关重要。

　　古代洪涝灾害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分布规律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洪涝灾害多发的国家。自公元前1766年至公元1937年，我国水灾共发生1058次。

　　先秦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洪涝灾害的认识和防御能力有限，洪涝灾害往往会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孟子·滕文公上》中记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

　　进入秦汉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国家开始建立制度化灾害治理体系。政府修建水利工程，如堤防、水闸等，以应对洪涝灾害。然而，由于技术水平限制和自然灾害的不可预测性，农业生产仍面临周期性的洪涝威胁。

　　洪涝灾害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分布规律，这些规律不仅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还受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从时间分布上看，洪涝灾害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一定周期性。例如，从公元前602年到公元1938年，黄河共决溢1590次，较大改道26次，平均三年两决口。频繁的决口改道不仅对沿岸农田和村庄造成破坏（如沿岸的山西荣河县载“按邑西滨黄河，近河滩地坍，涨靡常坍”），还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历史记载，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11年，长江共发生大范围洪灾214次，平均10年一次。这些周期性特征可能与气候变化、降雨模式，以及河流的自然变化有关。

　　从空间分布上看，洪涝灾害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海河流域和淮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这些地区地势低平、河流众多、降水充沛，因此成为洪涝灾害的高发区。例如，黄河流域的决口改道多发生在中下游地区，长江流域的洪水也主要集中在中下游地区。此外，由于地势低洼、排水不畅，海河流域和淮河流域也频繁遭受洪涝灾害侵袭。据明清史料统计，海河流域在540多年中，共发生水灾360次。17世纪以来，共发生19次大水灾，平均20年一次，受灾一般均在100个县以上，淹没耕地少则2000—3000万亩，多则6000—7000万亩。

　　除地理环境、气候变化外，过度开垦、乱砍滥伐等人为破坏植被的行为，也会造成水土流失加剧，使河道泥沙含量、淤积程度增加，降低河道行洪能力。例如，清代曾任湖北按察使的赵仁基在《论江水》中提到：“水溢由于沙积，沙积由于山垦。”

　　古代洪涝灾害的预防与应对

　　灾前预防与准备

　　古代先民深谙防灾备患、防患于未然的方略。灾前预防与准备，既可以减少社会恐慌和混乱，又可以减少灾害损失，增强社会应对能力，保证抢救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古人通过观测天象和水文变化来预测洪涝灾害。他们观察星辰运行、云雨变化，以及河流的水位和流速等，判断灾害是否临近。《吕氏春秋》载，古人将云分为“山云、水云、旱云、雨云”四种，通过云的形式对降雨进行占卜。一旦预测到灾害可能发生，预警信息就会通过特定的传递机制迅速传播。比如，明朝著名治河专家潘季驯曾总结出一套方法，如果出现险情，要立即悬旗、挂灯、敲锣，发出紧急抢救信号，提醒抢修，并安排群众转移。这一做法在古代被广泛应用于洪水预警中，以便民众及时采取防范措施。

　　水利工程在防洪排涝中至关重要。都江堰、大运河等，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典范，其“因势利导”的设计理念，开创性地解决了灌溉、运输与防洪排涝难题。其“旱则引灌、涝则疏导”的调节机制，在促进农业灌溉和交通运输发展的同时，也构建起可持续的防洪排涝体系。《王祯农书》载，“沟洫之于田野，可决而决，则无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则无旱干之患”，通过修建堤防、疏浚河道、设置溢洪道等措施，洪涝灾害的发生频率和民众损失显著降低。

　　古人通过选育抗涝作物与创新耕作技术应对洪涝灾害。《史记·夏本纪》载，“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湿”，说明水稻具有耐涝的特性。《吕氏春秋》《齐民要术》《马首农言》等古代文献详细记载了轮作、深耕细耙、中耕除草等耕作措施，以及因地因时耕作的规律、翻耕与免耕相结合的轮耕方式、水田整地排水技术等。此外，古人还积极推广抗涝作物种植技术，如选育耐旱、耐涝的品种等，北魏《齐民要术·种谷篇》中提到：“种谷必杂五谷，以备灾害。”

　　古代中国注重修建与维护道路、桥梁、堤防等基础设施。早在先秦，中国就已经有了修建堤防以防御洪水的做法，《礼记·月令》载，“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使交通运输效率大大提高，也使地区抗灾能力进一步增强。

　　灾时应对与救援

　　洪涝灾害发生时，政府与民间都迅速行动起来，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应对与救援，以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

　　古代政府在灾时应对中发挥核心作用。洪涝灾害一旦发生，政府会立即启动赈灾政策，派遣官员前往灾区进行勘查和评估损失，以及调配物资进行救援。例如，万历年间，面对温州府“永嘉、乐清、瑞安沿江亦皆没”的洪涝灾害，朝廷立刻“诏遣吏部主事罗寔等至郡设祭，赈恤被灾人户”。政府还会根据灾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减免税收、提供贷款等经济支持，帮助灾民重建家园和恢复生产。又如，通过救荒贷赈等方式，对“有田业而以匮乏不能自存”的贫民或流民实施救济。

　　此外，政府还会组织力量进行抢险救灾，如加固堤防、疏浚河道、转移受灾群众等，以防止灾害进一步扩大。

　　民间慈善组织与个人也积极参与灾时救援。

　　在古代，许多地方都设有义仓、善堂等慈善机构，这些机构会在灾害发生时提供粮食、衣物等救援物资给灾民。《唐六典》载：“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同时，许多富商大贾和士大夫也会慷慨解囊，捐资捐物，支持灾区救援工作。

　　灾后恢复与重建

　　面对洪涝灾害，古代形成“政府主导、民间补充”的协作救灾机制，既确保救灾效率，又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为减轻受灾地区财政负担、鼓励灾民积极参与恢复工作，政府往往会实施蠲免赋税的政策，同时，组织官员和专家实地勘查，制定基础设施修复、农业生产恢复和灾民生活改善的系统重建规划。在此过程中，政府注重整合社会资源，调动各方力量参与重建，并提供心理疏导与社会支持，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宋史》载，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河水泛滥，朝廷不仅给罹难者家属提供丧葬用具，而且向澶州、涪州灾民分别发放抚恤金，同时开仓赈济。

　　在灾后重建中，民间力量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民间组织和乡绅等，通过捐赠物资、募集资金等方式，支持灾区重建。光绪《嘉定县志》载，道光二十九年，嘉定遭遇空前严重的水灾。地方富绅秦溯萱主动倡议动用义仓本钱，发放临时救助金，以抚恤民众。

　　古代防洪智慧对后世的深刻启示

　　中国古代在应对洪涝灾害方面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其防灾治水措施历经长期探索与实践不断完善，对于有效保障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意义重大。

　　应对洪涝灾害的措施借鉴。都江堰、灵渠等古代水利工程，以其精妙设计，实现了防洪、灌溉、航运等多重功能，其顺应自然、注重功能协同的理念，为现代水利建设提供了借鉴。例如，现代大坝工程在加固堤防的同时注重河道疏浚，正是对“治水之道，疏胜于堵”这一传统智慧的延续。

　　古代城市防洪体系中城墙、护城河及陂池的防洪智慧，已被融入现代防洪堤、防洪墙及排水系统的规划建设中。

　　此外，古代水位标记、雨量测量等方法，为现代卫星遥感、雷达测雨等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助于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农业方面，古代耐旱耐涝作物种植、播种时间调整等经验，在现代通过培育抗灾新品种、推广节水灌溉技术等得以转化应用，提升了农业的抗逆性和适应性，为现代洪涝灾害应对提供解决方案。在借鉴古代防洪经验时，需秉持科学态度进行甄别与创新。例如，祈雨、祭神等迷信防灾手段，因缺乏科学依据，无法有效抵御洪涝灾害。此外，我们也应避免盲目模仿古代防洪工程。为保证防汛工程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要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和实际情况加以创新、优化。

　　应对洪涝灾害的思想借鉴。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强调尊重自然规律、减少人为破坏，这一理念与当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高度契合。在防洪减灾领域，我们应践行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念，通过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干扰，从源头上减少洪涝灾害发生。在灾后重建过程中，也应注重融入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措施，构建可持续发展的韧性社会。

　　我国古代社会应对洪涝灾害，强调社会协同和集体力量。个体或组织无法独自应对巨大的挑战，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之间的协同合作，在古代社会尤为重要。因此，需强化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之间的沟通协作，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众协同的现代防灾体系，通过构建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多方资源、优化协同机制，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应对洪涝灾害挑战。

　　（来源：人民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