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法斋
彼得·库尔滕,1883年5月26日生于米尔海莱茵河畔,被称为“杜塞尔多夫的吸血鬼”,也被称作德国的“开膛手杰克”,从1913年至1930年间,他共犯下谋杀案9件、谋杀未遂案7件,而受害者都是妇女和儿童。1931年7月2日他被判处死刑,在科隆遭到斩首。
血色初现
1929年2月3日清晨,贝尔塔大街的石板路上结着薄冰。送奶工发现56岁的阿波罗尼娅·屈恩时,她倒在自家门阶前,脖子上的伤口还在渗血。“他咬住了我的脖子。”老妇人在急救床上气若游丝,“像吸血鬼一样,舌头舔过伤口……”她的衣领上残留着齿痕形状的血渍,左颈处有两个对称的穿刺伤,与传说中吸血鬼的咬痕惊人地相似。
五天后的圣文岑茨教堂墓地,9岁的罗莎·奥林格成了第二个受害者。女孩的尸体蜷缩在冬青丛中,胸口的13处剪刀伤深可见骨,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她脖颈处的咬痕:皮肉被整齐地撕开,边缘残留着唾液与血的混合痕迹。法医奥托·韦伯在报告中写下:“咬痕力度极大,疑似人为吸食血液。”
“吸血鬼来了!”这个传言像野火般在菜市场和酒馆蔓延。失业工人在啤酒馆里赌咒,说曾看见一个黑影在屠宰场后巷舔舐地面的血;洗衣妇们晾晒衣物时,总要往孩子脖子上挂串大蒜;甚至有母亲用红墨水在婴儿摇篮上画十字,念叨着“驱邪咒”。3月12日,54岁的锁匠鲁道夫·舍尔的尸体被发现时,左腕动脉被整齐划开,现场的血迹比正常失血量少了近三分之一。恐慌达到了顶峰。
杜塞尔多夫警察局的档案袋上,局长比尔曼用红笔写下“吸血鬼案”几个字。他盯着墙上的城市地图,11个红色图钉标记着案发地点,像一串被血染红的念珠。“必须抓住他!”他拍着探长甘纳特的肩膀,“否则整个城市都会疯掉。”
疯狂狩猎
1929年4月的两起未遂袭击,让“吸血鬼”的形象逐渐清晰。18岁的埃尔娜·彭宁在郊外麦田挣脱魔爪时,脖子上留着淡紫色的勒痕和两排牙印。“他压在我身上,呼吸里有铁锈味。”女孩在医院里抖得像片落叶,“他说我的血是甜的,比葡萄酒还好喝。”三天后,家庭主妇路易丝·弗拉克在菜市场遇袭,她扯下了凶手大衣上的一颗牛角纽扣,纽扣内侧沾着的暗红色污迹,经检测正是人血。
真正的恐怖在8月升级。8月21日夜间,纺织女工安娜·戈尔德豪森的尸体倒在工厂后门,剪刀刺穿了她的喉咙,地面的血迹呈奇怪的喷溅状。法医判断,凶手曾低下头,直接从伤口处吸食血液。两小时后,商人海因里希·科恩布卢姆在街角遇害,他的领带被浸满血的手帕缠绕,口袋里的怀表停在10点17分,表盖内侧沾着一小块带齿痕的皮肤组织。
警方的调查陷入泥潭。他们排查了全城的屠宰场、医院血库,甚至兽医站,怀疑凶手与血液有职业关联;精神病院的档案被翻了个底朝天,所有有暴力倾向的病人都被重新评估。一个名叫约翰·施陶斯贝格的失业者突然自首,声称自己喝了11个人的血,但他连受害者的姓名都记混了。后来证实,他只是个想进监狱混口饭吃的疯子。
挑衅邮件
1929年9月底,第一封来自凶手的信出现在警察局。信封上的邮票被血浸透,信纸上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下一个在煤气厂,她的血像草莓酱。”落款是个用血画的獠牙图案。当警察冲进煤气厂时,只找到一只被剪断喉咙的流浪猫,猫的血被吸得干干净净。甘纳特捏着信纸,突然意识到:这个凶手不仅嗜血,更在享受玩弄警方的快感。
10月14日的信更像一份“菜单”。信封里装着一缕金色头发,信纸上标着精确的时间和地点:“10岁的格特鲁德在运河桥墩下,下午三点,她的血最鲜。”警方赶到时,女孩的尸体刚被河水冲上岸,脖子上的咬痕深可见骨,左胸口的皮肤被整齐地割下一块,形状像片小小的枫叶。
全城大搜捕像一张收紧的网。2万名警察和志愿者手持火把,在深夜的巷弄里巡逻;莱茵河上的货船被逐一登船检查,船员们都要露出手臂接受疤痕检查。因为根据埃尔娜·彭宁的描述,凶手左手手腕有块三角形的疤。面包店老板在酵母桶里发现带血的剪刀,引发一阵骚乱;煤气厂的夜班工人举报有个黑影在储煤场舔舐煤块上的血渍,结果只是只受伤的野狗。
11月8日,第三封信抵达时,甘纳特的手指在信纸边缘捏出了白痕。信里夹着半块染血的杏仁糖:“玛丽亚的血混着糖味,在仓库的第三个货架下。”当警察撞开仓库门,31岁的女仆玛丽亚·哈恩早已冰冷,她的围裙口袋里果然有半块杏仁糖,糖块上的齿痕与前几起案件完全吻合。法医在她的静脉血管里发现了少量酒精残留。凶手竟在作案前,给受害者灌了甜酒。
“他在模仿吸血鬼传说。”犯罪心理学家汉斯·缪勒指着墙上的报纸剪报,“18世纪东欧的吸血鬼故事里,凶手总是在月圆之夜作案,喜欢吸食年轻女性的血。”档案里的案发日期被红笔圈出,果然大多集中在满月前后。更令人不安的是,凶手似乎在刻意收集关于自己的报道。在后来的搜查中,警方发现他藏着17份不同报纸的相关版面,每篇报道都被用红笔圈出“吸血鬼”字样。
双面人生
12月2日的报案电话,起初并未引起重视。油漆工彼得·库尔滕声称妻子罗莎失踪,语气却异常平静。当甘纳特带着警员来到他家时,罗莎正坐在厨房缝补衣服,看到警察的瞬间,她手里的针线盒“哐当”落地。探长的目光扫过库尔滕的左手,手腕上赫然有块三角形的疤痕,与埃尔娜描述的分毫不差。
审讯室的灯光像冰冷的刀锋,剖开了这个39岁男人的伪装。彼得·库尔滕平时是邻里眼中的“老实人”:会给邻居的孩子分糖果,在教堂做义工时总抢着擦圣像,甚至帮老太太提菜篮。但在证据面前,他的眼神逐渐变得狂热。
“第一次吸血是14岁。”库尔滕突然笑了,露出被烟渍染黄的牙齿,“偷了只流浪狗,咬破它的脖子时,觉得全身都在发烫。”库尔滕的童年浸泡在暴力里:酗酒的铁匠父亲经常殴打家人,他10岁就目睹父亲虐杀小猫,14岁因偷窃入狱时,曾用磨尖的牙刷柄刺伤狱友,只为看看血是什么颜色。一战时他在前线当工兵,学会了用利器快速致命的技巧,而后来的失业潮,让他心中的野兽彻底挣脱了枷锁。
警方在库尔滕家阁楼的地板下,找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利品”:11只玻璃瓶,里面装着不同受害者的血液,标签上写着“甜度”和“浓度”;一本用鲜血写就的日记,记录着每次吸血的感受:“罗莎的血带点铁锈味,像没过滤的啤酒”“玛丽亚的血混着杏仁糖,是最好喝的一次”;甚至还有一小瓶他自己的血,标签上写着“对比样本”。
1930年4月的庭审现场,旁听席上的人们攥紧了拳头。当受害者家属举着照片痛哭时,库尔滕突然站起来,对着人群深深鞠躬:“谢谢你们叫我吸血鬼,这比油漆工好听多了。”他详细描述着吸血时的快感,甚至要求法官允许他演示如何咬得最深,被法警强行按回座位时,他还在狂笑:“我的血会永远留在杜塞尔多夫的石头缝里。”
最后一瞥
1931年7月2日,科隆的监狱广场挤满了围观者。当库尔滕走上断头台时,他望着杜塞尔多夫的方向,嘴里还在念叨:“血的味道比死亡甜。”刽子手拉动绳索的瞬间,有人在人群中喊:“吸血鬼死了!”但更多人只是沉默地看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案件的余波像莱茵河的涟漪,扩散到整个德国。幸存的埃尔娜·彭宁终身佩戴高领围巾,拒绝任何红色的饮品;玛丽亚工作过的煤气厂仓库被改造成纪念馆,墙上的玻璃柜里,放着那把沾满血的剪刀,刀刃上的反光至今仍令人心悸;甘纳特探长在1935年退休后,将所有案件资料锁进保险柜,钥匙扔进了莱茵河。
更深远的影响在司法领域显现。这起案件催生了德国第一个犯罪心理画像部门,警方开始系统研究罪犯的行为模式与心理动机;法医奥托·韦伯提出的咬痕鉴定法,成为后来刑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的杜塞尔多夫,煤气厂仓库早已变成文艺青年聚集的咖啡馆,菜单上有道名为“莱茵河月光”的甜点,用红莓酱做成流淌的“血迹”形状。只有在阴雨天,老人们路过当年的案发地时,还会下意识地摸一摸脖子,压低声音说:“小心石头缝里的血,那吸血鬼说不定还在看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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