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习俗撞上合同条款 “入土为安”后索赔碰壁

　　□  通讯员  丁勇  鲍涵  记者  徐荔

　　商事审判的案牍里，藏着太多法理与情理的角力，有时是密密麻麻的合同条款，有时是当事人红着眼眶的坚持……当“入土为安”的习俗，撞上保险公司的死因鉴定申请，让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法官真切体会到：司法不仅要辨法析理，更要懂人间烟火。

　　被保险人去世，家属索赔碰壁

　　这是一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被保险人突发疾病去世，家属按民族风俗土葬后，向保险公司索赔，却碰了壁。

　　开庭时，原告方来的是一位裹着土家族头巾的妇女，身后跟着几位面色凝重的亲属。庭前沟通时，原告代理律师叹着气补充：“土葬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入土为安’在他们心里比啥都重。”

　　保险公司作为专业金融机构，事先拟定的理赔条款多具系统性、格式性和复杂性，导致双方诉讼能力强弱分化。果然，开庭时，被告保险公司代理人拿出了抗辩理由：《死亡医学证明书》写着“急性心肌梗死”，出院报告却注明“急性心肌梗死（猝死型）可能性大”，公司强调“必须尸检才能确定真实死因，否则原告得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话音刚落，原告席上炸开了锅，那位妇女猛地站起来：“掘土验尸？那是要戳我们心窝子啊！人都埋了，怎能再遭这份罪？”情绪激动的亲属们也纷纷表示“坏了规矩”……一边是白纸黑字的合同约定，一边是刻进骨子里的民俗与情感。

　　守护公序良俗，公司按约理赔

　　法律从不是冰冷条文，鉴定争议更不能硬碾公序良俗。于是，法官将焦点锁在两问：死因鉴定能不能启动？事实认定该依什么标准？

　　刑事案子里，尸检是查清真相的关键，受害者家属往往盼着通过鉴定讨个说法。可民事纠纷不同，尤其是人身保险案件，死因鉴定说到底是为了厘清赔偿责任。若为“个案事实”，硬要掘开已安葬的棺材，不仅会再次撕裂家属的伤口，更可能触碰民族情感红线。

　　“公序良俗”，不只是判断民事行为效力的标尺，更是衡量程序正当性的准绳。因此，无法启动死因鉴定，根源在于优先选择公序良俗价值。既然土葬是合法且符合民族习俗的选择，家属拒绝尸检绝非“妨碍举证”。

　　被告认为“不尸检就属于举证不能”，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明确，举证责任分配要看“是否具备鉴定条件”。

　　法官分析，该案中，不是家属故意阻挠，而是鉴定本身违背公序良俗，无正当性可言。那么，就得回归现有证据：医院死亡证明、出院记录，结合病史、抢救记录，已形成完整证据链，符合“高度盖然性”标准——“急性心肌梗死”是真实死因的可能性极大。

　　而该案的调解点就在于受益人保险求偿权的尽速实现与保险人减损、挽损抗辩的有效契合。于是，法官先行找到保险公司代理人沟通：“你们卖保险时承诺‘必定理赔’，就得考虑到投保人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可能有偏差。现在家属的处境摆在这里，硬要尸检，即便赢了官司，但输了人心，值得吗？”

　　接着，法官又向原告耐心解释：“保险公司不是故意刁难，他们也有核实风险的责任。咱们按风俗办事没错，但也得给对方一个台阶，毕竟理赔款早一天到账，日子就能早一天稳下来。”

　　在释法说理后，双方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达成了相应的调解方案，保险公司最终基于证据的“高度盖然性”，作出了让步，同意按约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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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这道防线不该是冷冰冰的铜墙铁壁，而应像春天的屋檐，既能遮风挡雨，又能漏下阳光。就像这起案子，尊重“入土为安”的习俗是文明，依据证据规则裁判是法治，而让两者在调解中找到平衡点，这或许就是司法文化的“信、达、雅”。

　　扎根基层的法官们，手里握着的不只是法槌，更揣着一份对世道人心的体察。就像小说《剑来》里写的那样，“胸中一点浩然气，何处不是倒悬山。”只要心里装着对公平的执着、对人情的体谅，再难的纠纷，再绕的迷局，终能在法理与情理的交汇处，找到属于它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