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夺命鸳鸯”

　　□  尚法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对情侣共同缔造了一段澳大利亚黑暗和凶残的记忆。多名年轻女性的生命被他们残忍剥夺，她们的尸骸被塞进行李箱，丢弃于荒郊野外。而这背后，是一段令人脊背发凉的、关于“爱”与“共谋”的扭曲故事。

　　女孩接连失踪

　　1986年，柏斯的秋天被突如其来的恐怖打破：短短一个月里，5个年轻女孩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第一个消失的是22岁的玛丽·尼尔森，是西澳大学心理学系的大三生，长得漂亮又招人喜欢，学业优异，是所有人公认的学霸和校花。玛丽的父母都是搞教育的，家里经济条件相当不错。不过，玛丽特别努力，上学之余还跑去熟食店打工。

　　1986年10月6日，玛丽下班赶着去学校听讲座，离开熟食店就再没下落。玛丽父母当时正在英国度假，所以一开始没人注意，还是老师和同学们发现她连续几天没露面，这才赶紧报了警。偏偏当地警方没当回事，以为她是跟男友私奔或者离家出走，压根不重视。

　　两个星期后，另一名女孩也莫名其妙“蒸发”了。15岁的苏珊娜·坎迪是好莱坞中学的尖子生，父亲是本地有名的眼科主任，家境殷实，开朗善良。虽然家里不缺钱，父母都不想她辛苦，她却还是坚持自力更生。

　　10月20日下午，放学后苏珊娜就再没回家，爸妈东奔西走寻不到女儿，火速报警。正当警方准备认真查案时，一家人却收到了一封信，是从附近景点弗里曼特尔港寄来，自称是苏珊娜本人，说她和朋友出去玩几天，一切都好不用担心。

　　警察一看，这不就是小孩子调皮嘛，这事能算案子？于是调查又往后拖。就在第二案还悬着时，第三位失踪的女性出现了。

　　31岁的诺埃琳·帕特森是高档高尔夫俱乐部经理，曾做过好多年空姐，气质好、形象佳、性格温柔，是那种大家都喜欢的女神级人物。11月1日，她和往常一样下班离开俱乐部，之后就人间蒸发。家里四下寻找毫无头绪，于是报案。

　　11月5日深夜，21岁的丹尼斯·布朗失联。她阳光活泼，喜欢热闹，常去酒吧聚会。当天晚上她和一大帮朋友在酒吧玩，结束后没回家，却打电话告诉父母要和朋友出门几天。父母报警说，女儿那夜在电话里，语气非常奇怪、说话方式也不像平常样子，肯定是出什么大事了。

　　这四名女孩子，年龄在15到31岁之间，互相不认识，唯一共性就是都很出众、漂亮。

　　警察们根据这些线索，推测可能是个连环绑架犯在作案，而且极大可能凶手是男性，专挑年轻貌美的姑娘下手。针对这个特点，珀斯警方全面展开搜捕。与此同时，这一系列案件几乎成为当地的头号新闻，也令全市陷入恐慌。警方不停呼吁女性出门时务必结伴，不要独行，也鼓励群众举报可疑情况。可惜案件调查依旧毫无进展。

　　逃出魔窟的少女

　　不久后，惊人的转机出现。

　　1986年11月9日，天色擦黑，珀斯近郊一家商店门口，一位全身打着哆嗦、半裸的年轻女孩突然冲进来，跑向店主寻求帮助。一连串“救命啊！我被绑架了！”的喊声让老板立刻报警。

　　几分钟后民警赶到，将她带回警局详细了解情况。

　　这位女孩名叫凯特·莫伊尔，17岁。当情绪逐渐冷静，她断断续续把自己的经历诉说出来——

　　“昨晚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一对男女开车停在身边。那女的冲我笑，说天晚了别独自走，要不要搭顺风车。我当时还以为遇见热心好人，没多想就上了车。途中他们告诉我，他们叫艾琳和詹姆斯，也都刚下班。我正和他们闲聊，哪知车子突然转进陌生小道，男人掏出刀顶住我脖子，让我别喊，喊就弄死我。我整个人吓傻了，被他们直接带进所住的房子。之后他们强迫我给家里人打电话报平安。我电话里故意提‘喝多了，今天要住朋友家’，其实存心提醒妈妈不对劲，因为我根本不喝酒，可惜她没察觉。打完电话，我小心翼翼问对方‘你们会杀我吗’。男的笑说，只要乖乖就不动你。

　　“这一晚上，我被他们逼穿着内衣跳舞，还陪他们看‘洛奇’电影。结束后，那男人侵犯了我，女人就在旁边看。接下来他们要我吃安眠药，还拿铁链把我锁在床上，不过我把药囤在舌头底下，等他们睡着后偷偷吐出来塞到床垫下。

　　“第二天一早，那男人有事出门，只剩女的。趁机我主动找她聊生活、家庭、爱情，慢慢让她放松下来，甚至把我的手铐解开。趁她松懈，我在录像机后面塞了个写有自己姓名、地址和电话的纸条。正聊得起劲门外忽然有人敲门。她吓唬我‘敢出声杀了你’，然后自己出去开门。我环顾屋里环境，发现一扇窗子居然没锁。我拼命翻窗跳出，一路狂奔进了这家便利店逃生。”

　　警察们开始有些半信半疑，认真追问细节后，越来越感到事态严重。

　　凯特说，早上和艾琳闲聊时，看到桌面摊着报纸，正好是关于丹尼斯失踪的报道，她还指着报纸说像她那样大的姑娘肯定照顾得了自己，说完还得意大笑，感觉她和失踪案脱不开关系。

　　此外，凯特透露，她在屋里药瓶看到过大卫·约翰·伯尼这个名字，怀疑真名就是詹姆斯。这一下，几位老警察神色一下凝重起来，大卫的名号他们可不陌生。十多年前，这个人在警方有个外号，叫“飞车悍匪”，跟一个叫凯瑟琳的女人联合作案，盗窃不断，警方当年为此头疼至极。现在看来，大概率就是他们俩干的这些事了。

　　扭曲的亲密关系

　　自从第一次作案后，这对“夺命鸳鸯”的犯罪模式固化为：凯瑟琳先诱骗被害者，二人共同控制，继而长时间虐待被害者（并录像），然后杀害，最后合作抛尸。随着次数的增加，他们的行为甚至有所“升级”。在后续的案件中，凯瑟琳的参与度更深，有时会主动对受害者进行言语和身体上的侮辱，以取悦大卫并证明自己的“价值”。这起案件最核心的恐怖之处，不在于杀戮本身，而在于杀戮在大卫和凯瑟琳关系中所扮演的扭曲角色。

　　主导者大卫是一名前拳击手和保镖，体格强壮，内心充斥着对女性的憎恨和控制欲。他渴望绝对的服从，并通过施加极端的痛苦和恐惧来获得快感，验证自己的权力。

　　跟随者凯瑟琳性格内向，看似顺从，但却有着极其病态的情感需求。她极度渴望被需要、被认可，甚至不惜通过参与最邪恶的行为来绑定与大卫的关系。她并非完全被控制，在某种程度上，她是主动选择了这条黑暗之路，以换取一种畸形的“归属感”。

　　此案中最为关键的物证，是那些记录着谋杀全过程的录像带。这些录像并非为了炫耀或勒索，而是他们私密的“情趣影片”。杀人后，他们会一起回看这些录像，并将其作为性行为的前戏或组成部分。

　　对大卫而言，这是在向凯瑟琳展示他的“力量”与“征服”，是终极的男性气概表演。

　　对凯瑟琳而言，观看这些录像意味着她完全接纳了大卫的黑暗面，是她忠诚的终极证明。通过共同“重温”罪行，他们创造了一种外人无法介入的、由血腥秘密构筑的亲密空间。杀戮，就这样从一种犯罪结果，异化为了他们情感关系中一个动态的、核心的“情趣”环节。这种将暴力高度仪式化的行为，是区分普通谋杀与系列虐杀的重要标志，也是此案让人感到深度不适的根源。

　　就连处理尸体的过程，也充满了共谋的色彩。两人一起将遗体装入行李箱，一起运送到偏远地点，一起抛弃。这个过程，需要高度的协作和冷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是“一条船上的人”的认知。每一次成功的抛尸，都是对他们“团队合作”的一次肯定，将他们的命运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法网难逃

　　然而，再完美的共谋也终有裂痕。这对情侣的末日，来得既偶然又必然。

　　1992年5月，悉尼萨里山的一次普通交通检查，成为了案件的转折点。警方拦下了大卫和凯瑟琳的车，并在后备箱发现了绳索、胶带、刀具和一把手枪。这引起了警方的警觉，随后对他们公寓的搜查，揭开了地狱的帷幕。

　　警方在公寓内发现的证据令人震惊：大量刀、枪、绳索等犯罪工具；一本日记本——大卫详细记录的计划和幻想，显示出其行为的高度预谋性。决定性证据是录像带，记录着虐待和谋杀过程的录像带，成为了无法辩驳的铁证。观看这些录像的警官无不感到巨大的心理冲击，画面的残忍程度远超想象。

　　面对铁证，凯瑟琳为了自保，选择了与警方合作，转为污点证人。她详细供述了多起谋杀案的细节，并带领警方到皇家国家公园指认了抛尸地点。当装有遇难者遗骸的行李箱一个个从丛林中被抬出时，在场的人都陷入了震惊、愤怒与悲伤之中。

　　法庭审判成了真相揭露的舞台。凯瑟琳试图将自己塑造为受大卫精神控制的受害者，但检方出示的证据表明，她是一个清醒的、积极的共犯。

　　最终，大卫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凯瑟琳因多项谋杀罪被判刑，但因作为污点证人，她在服刑十余年后于2005年获准假释出狱，并改名换姓开始了新生活。这一判决结果在当时和现在都引发了巨大的公众争议，许多人认为她的刑期远不足以抵偿其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