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母亲”

　　□  尚法斋

　　在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的一个普通社区里，一位母亲十四年间失去了九个孩子。当同情转变为怀疑，调查人员最终发现，这些悲剧背后藏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模式——每次死亡发生时，只有一人在场。

　　悲剧的序幕

　　1971年12月，玛丽贝斯·泰宁的第三个孩子珍妮弗因脑膜炎在医院去世，这个出生仅9天的婴儿成为这个家庭一连串死亡记录中的第一个。当时没有人能预料到，这起悲剧竟会成为一个扭曲剧本的开端。

　　珍妮弗去世后仅17天，1972年1月20日，玛丽贝斯两岁的大儿子小约瑟夫被紧急送往医院。第一次，医生抢救成功，孩子恢复了意识。住院十天后，约瑟夫出院回家。然而，就在回家几小时后，这个孩子再次被送回医院——这次他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医院方面未能查明约瑟夫的确切死因。玛丽贝斯向医生哭诉：“他原本只是要打个盹，但这次却睡得特别沉。等我再进去看他时，他已经快不行了。”由于玛丽贝斯拒绝尸检，医生只能将死因归结为“病毒感染”或“癫痫发作”，但这些结论从未得到验证。

　　六个星期后，4岁的大女儿芭芭拉也因为“抽搐”被送往同一家医院。医生建议留院观察，但玛丽贝斯坚持要带女儿回家。几小时后，意识全无的芭芭拉被母亲抱回医院，当天就死在了病床上。

　　在短短九十天内，三个孩子相继离世。这种异常的频率本应引起警惕，但当时医学界对婴儿猝死综合症（SIDS）的了解尚浅，使得玛丽贝斯的解释屡屡被采信。

　　令人不寒而栗的规律

　　玛丽贝斯的杀人手法呈现出冷酷的一致性。她会先将孩子送到医院“求救”，待孩子康复回家后，很快又会再次将他们送回医院——这一次，孩子已经死亡。而当医生询问死因时，她总能有看似合理的解释：被床单缠住、在车上突然停止呼吸、癫痫发作。

　　1973年感恩节，玛丽贝斯生下第四个孩子蒂莫西。不到三周，12月10日，这个仅5磅重的男婴被宣布死亡。玛丽贝斯告诉医生，她在婴儿床上发现孩子已经奄奄一息。医生将死因归为婴儿猝死综合症。

　　1975年3月，第五个孩子内森出生。9月2日，5个月大的内森在汽车副驾驶座上“突然断气”。玛丽贝斯向医生描述，她正在开车，当注意到孩子时，他已经没有了呼吸。死因再次被认定为婴儿猝死综合症。

　　一位朋友后来回忆内森时说道：“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那张可爱的脸庞，他的头发是金色的，有着两个大大的蓝色眼睛，笑起来很好看，简直堪称完美。”然而，就连这个“完美”的婴儿也未能逃脱厄运。

　　更令人困惑的是，甚至连玛丽贝斯领养的孩子迈克尔也未能幸免。当这个与玛丽贝斯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也神秘死亡后，所谓的“遗传疾病”说法不攻自破。

　　关注饥渴症

　　玛丽贝斯·泰宁，1942年9月11日出生于纽约一个普通家庭。她的童年并不幸福——父亲有暴力倾向，母亲情感疏离。这种缺爱的环境可能造就了她对关注的极度渴望。

　　高中时期，玛丽贝斯有过几次自杀尝试。毕业后，她从事了一系列低薪工作，最终在医院成为一名护士助理。1963年，21岁的玛丽贝斯在相亲派对上遇到了约瑟夫·泰宁，这个温和安静的男人给了她从未有过的安全感。两年后，他们步入婚姻。

　　在多次审讯中，玛丽贝斯始终无法给出清晰的杀人动机。她只是喃喃重复：“因为我不是一个好母亲。”但在这句自我指责背后，隐藏着一个更黑暗的真相：她享受成为悲剧女主角的感觉。

　　有证据表明，玛丽贝斯可能患有孟乔森综合征，这是一种通过伤害他人来获取关注和同情的心理疾病。当她扮演悲伤母亲的角色时，邻居们的慰问、社区的捐助、医护人员的同情，都成了她赖以生存的养料。

　　甚至在她最后的孩子塔米去世后的葬礼上，目击者描述玛丽贝斯“面带微笑，一边吃一边和大家聊天，脸上的愁容已一扫而光”。这种不合常情的表现暴露了她真实的情感需求：孩子的死亡对她而言，不过是获取关注的手段。

　　调查的转折

　　1985年8月22日，43岁的玛丽贝斯生下了最后一个孩子塔米·琳恩。12月9日，身为护士的邻居辛西娅·沃尔特拜访了玛丽贝斯家。临走前，她想抱抱三个月大的塔米，但玛丽贝斯只让她抱了一小会儿就急忙要回了孩子。

　　当晚深夜，辛西娅接到了玛丽贝斯的求救电话。当她赶到时，发现塔米躺在尿布替换台上一动不动，皮肤泛紫，枕头上还有血迹。尽管孩子被迅速送往医院，但已回天乏术。

　　第二天，当辛西娅前往玛丽贝斯家想安慰这对“悲痛”的父母时，她惊讶地发现泰宁夫妇正平静地吃着早餐。塔米的葬礼后，玛丽贝斯邀请朋友来家里吃饭，“面带微笑，对孩子的事避而不谈”。

　　塔米的死亡成为警方调查的转折点。1986年2月4日，警探鲍勃·英菲尔德和调查员约瑟夫·卡拉斯来到玛丽贝斯家，请她前往警局接受问询。

　　审讯初期，玛丽贝斯坚持自己是无辜的，声称所有孩子都死于疾病或意外。但当警方指出养子迈克尔的死亡彻底推翻了遗传疾病的可能性时，她的防线开始崩溃。

　　经过数小时审讯，玛丽贝斯终于承认：“我没有对詹尼弗、约瑟夫、芭芭拉、迈克尔、玛丽和乔纳森干过什么，只是对蒂莫西、内森和塔米例外，我曾经用枕头闷过他们。”

　　她描述了杀害塔米的过程：当晚，塔米哭闹不止，她拿起枕头压在孩子脸上，直到哭声停止。然后她冷静地把枕头放回原处，假装刚刚发现孩子的异常。

　　系统的失职

　　玛丽贝斯案最令人愤慨的一点是，她本可以被更早制止。在第三个孩子死亡时，已经有医生和邻居表示怀疑。那么，为什么她能够持续作案十四年？

　　20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人们对婴儿猝死综合症的认识不足，同一家庭出现多起类似案例虽罕见，但并非完全没有先例。医学界对此的解释是“家族性聚集”，这为玛丽贝斯提供了掩护。

　　纽约市的验尸员迈克·波登医生后来指出：“同一家庭中出现两例婴儿猝死综合症是非常罕见的，而出现三例这样的病症更是不可能的。”

　　当时执法和医疗系统间缺乏有效沟通。每个孩子的死亡都被视为独立事件，没有机构将这些案例联系起来分析。正如一位调查人员所说：“所有相关部门都曾表达过震惊与怀疑，但每次调查都因证据不足而中止。”

　　社会的偏见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大多数人看来，“虎毒不食子”是人性铁律，母亲杀害亲生子女违背自然本能，几乎不可想象。这种认知盲区使得玛丽贝斯能够在众目睽睽下继续她的杀戮计划。

　　玛丽贝斯的丈夫乔后来承认：“我必须信任我的妻子。她有她自己的事要做，只要她把事情做好了，就没必要过问。”这种近乎盲目的信任，也为玛丽贝斯的罪行提供了掩护。

　　未解的谜团

　　尽管玛丽贝斯最终因谋杀塔米被判处20年徒刑（后改为终身监禁），但其他八起死亡案件因证据不足未能定罪。

　　审讯过程中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当警方安排玛丽贝斯的丈夫乔进入审讯室劝说妻子时，玛丽贝斯最终承认：“我杀死了塔米。”乔后来作证说：“我简直是呆若木鸡，虽然听见了她说什么却一动也不能动。”

　　然而，在法庭上，玛丽贝斯全盘否定了自己的供词，声称是警方强迫她承认的。“是警方叫我这么说的，”她声称，“大多数时候，都是警员们说一句而我跟着重复一句。”

　　1987年7月17日，玛丽贝斯被指控二级谋杀罪，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2018年，76岁的玛丽贝斯获释，但她的余生仍将受到警方监督。

　　玛丽贝斯案留下了太多未解之谜：她到底杀害了几个孩子？是否如她所说只杀了三个，还是九个全部死于她手？那个在童年遭受创伤的女孩，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冷血杀手的？

　　2013年，当玛丽贝斯再次被问及犯罪动机时，她说：“我真的记不清了。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杀了人，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因为就是没有理由。”

　　从人类学角度看，玛丽贝斯的案例揭示了人性中一些阴暗的真相：对关注的渴望可以扭曲到何种程度；社会制度和认知偏见如何为罪犯提供保护伞；以及，当一个人将他人完全视为满足自我需求的工具时，人性可以如何彻底泯灭。

　　玛丽的案例也展现了人性对“合理性”的执着追求。当面对无法理解的邪恶时，社会总是试图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不幸的童年、心理疾病，或者其他任何可以让我们与这种行为保持距离的理由。然而，有些黑暗可能永远无法被完全理解。

　　今日，当我们回顾此案，不应仅仅将其标签为“恶魔母亲”。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建立更敏锐的社会干预机制，在悲剧的苗头初现时就能及时发现。

　　因为下一个“玛丽贝斯”可能正在我们中间，而她周围的孩子正悄然面临危险。在每个人的内心最深处，都存在着光明与黑暗的永恒斗争。对玛丽贝斯而言，黑暗不仅获胜了，还带走了孩子们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