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的情怀和胸襟

　　□何振华

　　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最近印发了　《关于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三年行动计划》。党政文件正式肯定“上海文化”这个提法，实事求是，鼓舞人心。大上海的“大”不是突如其来、横空出世的。在我的理解，它有三层含义；其一，上海在1843年开埠之前，上海的人口体量和文化地位在苏州之下，还比不上松江。开埠之后，很快跃居江南第一，到了1935年，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和柏林，成为世界第五大城市。海纳百川，开放就是胸襟。其二，梨园丹青，京沪文坛，古今大家，数不胜数，既然早就是文化界“半壁江山”，够不够“海派”？无需我置喙。其三，政治地位，经济贡献，上海滩之“大”，而且还是老大，大不在排行，尤在情怀。打个温馨的比方，过去的兄弟姊妹当中，老大上交父母的“月规钿”理应是最多的。你我都能有这样的理解，体现于上海文化的情怀和胸襟，就是一种责任和气度的深度融合。

　　二十年之前，松江开董其昌研讨会，称他是官僚地主出身，这在当时的语境之下可以算是政治上的平反了。董其昌的书画是一流的，同时他是一个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　《民抄董宦事实》是信史，不唯明末清初，任何时代的恶霸地主都不会少，但被民众一起抄家、烧宅，只有董其昌一家。施蛰存先生曾经对我说过，评论董其昌是什么人，不能光夸傲艺术，还是要讲一讲阶级斗争的历史真实。我之所以在这里提一提这个话题，是因为我觉得当下的“海派文化”奇峰突起、连篇累牍的“人文情怀”之中，“小资”泛滥，醒世几无。“闹市不知春色处，散在荒园废墅”，我喜欢读朱惜珍的　《永不拓宽的上海马路》，我喜欢读董鸣亭的上海“十八”系列，但我非常反感媒体把她们叫做“海派女作家”，作家就是作家，上海作家与海派作家有本质区别么？程乃珊去世的时候，我给　《东方早报》　写了一篇　《程乃珊就是程乃珊》。另一位早已谢世的与程乃珊差不多同时代的“老克勒”作家孙树，他说他并不愿意怀旧，他小时候所见识的“老上海”，根本就是个战乱的动荡社会。程乃珊的祖父是近代中国银行家翘楚，她和孙树各有一本堪为而今“小资”万分迷恋、津津乐道的家族史。不靠殷实家境坐享其成，如是出身反倒让他们在那段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中历经坎坷，饱受屈辱。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苦乐悲欢于斯的这座城市洞若观火、情真意切、举重若轻的笔力，及其身上所焕发出的大气、包容、睿智、谦逊、厚道、慨然的精神活力，恰恰是不少自命不凡的高产写手所不具备的。要说政治“气候”，要说文化“繁荣”，程乃珊的　《蓝屋》，和卢新华的　《伤痕》、叶辛的《蹉跎岁月》　一样，激起一个时代人们心底的波澜，一点也不逊色于莫言的　《丰乳肥臀》。

　　沈月明的　《沪乡记事》，14万字的忆述。我感受着作者独有的情怀，让我想到了南汇的老杂文家萧铮先生，目之所及，心之所思，笔触不一，直入人心。月明兄在晚报时有政论见刊，“新民眼”专栏给我的感觉就像在奔驶的16号线轻轨上一望而知的胸襟和视野。“一望而知”，是徐邦达先生的口头禅。徐先生有“徐半尺”之誉，缘于有人带了一幅古画请他鉴定，画幅才展开半尺，他“一望而知”是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南谢北许”只是所处地理位置意义上的分别，谢稚柳在上海，徐邦达上世纪40年代末从市区迁居嘉定，那个时候他的山水画艺和诗词创作已经名闻遐迩，后被郑振铎调到故宫，在北京工作60多年，乡音不改。

　　上海文化不能重“城”轻“乡”，要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海派文化”也好，“江南文化”也好，爬罗剔抉，条分缕析，归根到底是中华文化。上海有个“大世界”，我说它风光不再。上海有句老话，叫做“一天世界”。说到底，一天世界的纷乱之中，为文字而生的人，不降志辱身，总有人读懂你的情怀和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