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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良
成语“何足挂齿”，原为“不值得挂在嘴上”，与“区区小事”一词并用，词意立马豪气干云。《史记》载，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造反，秦二世问计于众儒。说真话的儒生，进了监狱；叔孙通扯谎“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齿牙间哉”？获赏“帛二十匹”，并“拜为博士”且名垂青史。
叔孙通“阿上自保，负众欺君”的智慧，司马迁称其能因时而变，是为大义不拘小节的“汉家儒宗”；司马光则指其制礼，为逞一时之功，意在“依世、谐俗、取宠”。按儒家纲常论，叔孙通欺君罔上、轻于去就诸行，“纲”无以举，目无以张。
有一点不容忽视，叔孙通刚经历过秦始皇“焚书坑儒”淬火，接着又经历赵高“指鹿为马”的洗礼。这种情况下，能活命已属万幸，焉敢奢谈伦理 “纲常”？况且，此时之“儒”，尚未进入国家层面，纯属“学术”主张。后人指责叔孙通，是拿董仲舒“丰富和发展”之“儒”的尺子，量秦末之“儒”的短长。
叔孙通最为人病垢，是先事秦，后事项羽叔侄，最后事汉王。不合“一臣不事二主”之道，与“忠信”、“礼义”相悖。司马迁谈到这一问题，赞其“大智若拙，道固委蛇”！司马光却态度相左，对叔孙通为刘邦制礼，咒为“徒窃礼之糠秕”！苏东坡公正，有别于两司马，认为“叔孙通制礼，虽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时施宜，有补于世者”。
宋祁《咏叔孙通》云：“马上成功不喜文，叔孙绵蕞擅经纶。诸生可笑贪君赐，便许当时作圣人”。诗中褒奖的叔孙通，制礼过程并不快乐。叔孙通曲阜行，被讥为“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鲁儒不与合作，“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去矣，无污我！”
叔孙通无奈，说“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刘邦懂叔孙通，“遂与所微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馀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恰好，“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贺”，“制礼”得以演示。文臣武将，次序井然，刘邦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此时的刘邦，与《大风歌》时心境相同。其理解叔孙通，在“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史载，叔孙通弟子，终于和叔孙通一起，见证了昔日叔孙通预言，“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鮭乎？故先言斩将举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可见，叔孙通并非“得志便猖狂”式人物。司马光将叔孙通制礼，定性“小器”，实属浅见。群雄逐鹿中，生存成要务，发展须智慧。“大器”，不是“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之“寻章摘句”；亦非“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 “纸上谈兵”！况且，“小器”是道德层面，属于格局；叔孙通“制礼”是制度层面，归于体制。
很明显，司马光是用道德苛求古人。原因，在没有站在叔孙通的角度，体悟其弹掉一身坑灰，重新出发的艰难。况且，在秦末群雄逐鹿的刀光剑影中，演绎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的人生，需要超乎常人的应变能力，更需要超乎常人的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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