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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民
清代中晚期，“顶凶卖命” 乱象丛生，冤假错案层出不穷。道光年间，郭光启在潮州做官，曾记下民间实情：“潮俗，杀人真犯辄匿不出，而被诬者又恇怯不自申理，率买无业愚民，送官顶替，贪利者罹法网焉，名曰‘宰白鸭’，是可悯也。”据说当地百姓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探其因由，主要出在《大清律例》漏洞上。清代“罪从供定”，可以“众证明白，即同狱成”，律例如斯，断案官员只认口供，不计其余。倘若遇到个糊涂蛋，无论是串供还是刑讯逼供，一旦口供认实，真伪不论，也不想论，签字画押草草了事。严重的，明知其为被冤的“白鸭”，也只是以供论供，“不扯闲篇儿”。这种法律制度的残缺，必然生发司法乱象。如此说来，断案公正者就不复存在了？非也。无论封建王朝多么腐朽，官场多么腐败，总有心怀良知者在。
光绪七年，河南南阳王树汶顶凶案曾轰动朝野。话说南阳镇平县有一小吏，名胡体安，面上端着公家饭碗，暗里却是“黑社会团伙头子”，专事打家劫舍。终被人告发，胡某一厢收买狱吏，一边威逼诱骗长工王树汶“顶包”，承诺绝无性命之忧。县令乃糊涂蛋一个，又索功心切，真以为捉住了贼首，草草了结，判定砍脑壳儿。眼见小命不保，“顶包”的王树汶不干了，临刑喊冤叫屈，并抖落出顶凶真相。河南巡抚涂宗瀛尚存良知，令停刑再审。王树汶供称，“本人非胡体安，名叫王树汶，父王季福，在邓州务农。” 涂巡抚指令邓州知府朱光第查明情况。关键时刻，涂巡抚升迁走人。新任巡抚李鹤年，与原二审官员南阳知府任恺过从甚密，称兄道弟。已升迁调任的任恺，为掩饰过错，修书阻止朱光第查案。朱知府良心未泯，没走官官相护的老路，照查不误，查清王季福与王树汶确系父子，王树汶并非“胡体安”。此时真相大白，百姓俱知。按说，只要捉拿真凶，纠正错案就结了。
然而，真相大白，不等于皆大欢喜。一旦纠正错案，免不了打官员的“板子”。于是，李鹤年万般袒护任恺，指使办案人员将王树汶定为强盗从犯，照斩不误，不受约束的权力，一下把朱知府的良知击个粉碎。如此，原一审二审官员皆毋须担责。李巡抚徇情枉法滥用权力，招致弹劾奏章不断。朝廷任命老糊涂虫梅启照为钦差大臣，复查王树汶案。即将退休的名臣梅启照，同李鹤年之流沆瀣一气，“竟以树汶为盗从，当立斩，狱遂成” 了结。此讯传出，朝野舆论哗然。朝廷不得不指令刑部再审。刑部尚书潘祖荫派得力干将赵舒翘主审。经数月深入调查取证，反复斟酌，终于剥开重重黑幕，拟出奏稿。李鹤年又说情拉关系，动摇的潘祖荫欲毁弃奏稿，赵舒翘据理力争，并威胁定向朝廷奏明真相，潘祖荫唯恐受连累，最后采纳了赵舒翘的意见。王树汶被无罪释放，一干枉法官员均被问责处理。赵舒翘良知补缺，终救得无辜小民，给公平正义增添一笔亮色。
一起简单的“顶包”案，并不难做出正确判罚，为何一再以错掩错，而成舆论热点？假使初审的县令政绩观没有扭曲，良知未泯，有责任意识，“顶包”冤情一调查便清晰明了。假使南阳知府尚存一丝为百姓之心，只靠良知也应对喊冤重新调查吧？尤为关键的是，新任李巡抚徇私枉法，明明案情大白，依然恃权袒护包庇，颠倒黑白，权大于法的思想根深蒂固。在纸难包火的情形下，心思全用在拉关系竭力维护错案上，不断滥用公权，视小民性命如草芥，私欲将良知吞噬得干干净净。封疆大吏若此，大清不亡才怪。
法律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根基，百姓感受真切。倘若执法者良知沦丧，再完备的法律也会执行走样，公平正义何从谈起？然而，仅凭良知也靠不住，尚须完善监督追责机制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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