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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吉同
乾隆49年12月，陕甘总督福康安就甘肃灵台县知县武粤生事上奏，“武粤生者，人本平庸，性复贪鄙……到任三年，并无善政。强令百姓制造衣伞，以致远近沸腾，声名狼藉”，请旨革职提审。乾隆遂批准并“举一反三”：“近闻各省督抚有未经去任而德政碑早已建竖辕门者，此不过属员强令百姓敛赀泐石，藉此为献媚逢迎之具……各省地方无论大小文武各官现有去思、德政等碑俱着查明扑毁。”（2020年2期《历史档案·乾隆朝毁禁去思德政碑档案》）。一场声势浩大的扑毁去思、德政碑运动，随之在全国迅猛展开。至次年底，全国共扑碑14541座，匾额949块。就连孤悬海外的台湾，也扑碑95座。运动大获成功。
为官员立去思、德政碑，以及送万民伞、离任脱靴之类，是官场久存的陋习、恶习。表面上看，是绅民自觉自愿，实际多是官吏的诱使和逼迫，就像上文的武粤生那样，卑鄙不堪却要百姓为他送万民伞。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想原因有二：一是制造虚假民意，满足虚荣心。当时的不少碑词，“类皆歌功颂德，无关实政，甚有仅书某官德政碑、去思碑字样”。碑文为什么这样干瘪呢？因为无有内容可写。二是为掩盖劣迹。愈是贪官污吏，便愈想为自己立碑，目的是掩盖丑闻和洗白自己。今天的不少“虎” “蝇”和墨官常常荣誉满身，正是这种“基因”的遗传。
去思、德政碑之所以遍地开花，“甚至佐杂微员、千把末弁，无不竖有碑记”，还与强大的外因力量有关。其一，一些蝇营狗苟之徒的 “积极性”非常高，因为这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谄谀拍马的良机。另外，也使他们有了发财的机会。比如当时的河南卢氏县村民常礼，就利用竖碑敛钱，得一百千，此事闹得竟惊动了乾隆帝。这些碑集丑陋、无耻和丑恶于一身，乾隆也看到了这一点，“盖此等事多出于下属献媚逢迎及地方绅衿与出入公门包揽词讼之辈倡议结合，假公敛费，上以结交官长，下叹私饱其囊，而非出于舆论之同、懿德之好也”。他们打着民意的旗号强奸民意。
其二，不少绅民也有“积极性”。因为百姓恐惧官吏和权力，为了减少这种恐惧，他们找到了一个“高招”，就是用赞美来换取安全。恐惧愈烈赞美愈炽，恐惧与赞美成正比。《官场现形记》里的胡统领率官军到渐东严州剿匪，到后他们并没有去打土匪，而是烧杀抢掠害苦了百姓。临走时他令当地士绅为他送万民伞、德政牌。绅民对他恨之入骨，哪会去歌颂他，但最后还是“心平气和”地送了万民伞、德政牌。何哉？一是胡某手中有枪，大家怕；二是借此送瘟神，让他赶紧滚蛋。多说一句，假如百姓对“胡统领”有批评、弹劾的权利，那么，他们还会为之立去思、德政碑吗？不会的，说不准立的是“遗臭碑”；他们还会恐惧官吏和权力吗？也不会的，权利为其赢得了安全。
据学者考证，直到晚清，“除若干座清末德政碑外，基本没有发现更多的清代去思德政碑”（2018年期、杨剑利《史学月刊·清乾隆末年扑毁去思德政碑考》）。可见嘉庆以降，清廷对祖宗的这道禁令执行得非常坚决。但是，去思、德政碑不立了，并不等于官场上阿谀奉承、猥琐卑劣、欺世盗名、寡廉鲜耻的东西也没有了。相反，到了晚清却像野草一样疯长，只不过避开了立碑这种形式罢了。再说弘历，他不让地方大小官员立德政碑，但他却于乾隆57年为自己立了一块大德政碑，即《御制十全记碑》，并令用满、汉、藏、蒙四种文字建碑勒文。如此沽名钓誉，自我粉饰，庙堂腐朽的风气怎么能刹得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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