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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坚
《古文观止》收有方孝孺的《深虑论》，这位明代大儒深“虑”的是什么呢？
都说“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方孝孺却发现了一条规律：祸乱往往出于你并不防备之处。他的原话是：“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从秦汉，到魏晋，再到唐宋，他列举了许多帝王“防备”之实例，或防分封或防郡县，或防宗室或防外戚，或防宦官或防权臣或防藩镇，总是心防于东而事出于西，“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让人防不胜防，于是只好感叹：“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了。
然而，“祸兴于彼”，并非因为“虑切于此”，对于前朝统治者的上述种种教训之“虑”，并非毫无意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方孝孺在感叹“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之时，只字不提中国两千年历史改朝换代兴衰交替之时不断显现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条规律。唐太宗吸取前朝尤其是隋朝的这一教训是相当深刻的，关注度也相当之高，且有贞观之治作为实际成效，以至于不少人误以为“载舟覆舟”是他们君臣的创见。方孝孺说到唐太宗时，偏偏将自己的思路引到一个武则天的“武”字上去了，说是“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还把这当成是唐太宗“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的证据。不知道是无意的疏忽，还是有意的回避？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八个子，关系到国之兴亡的根本。方孝孺列举的从秦汉，到魏晋，再到唐宋的那些实例，从表面上看，或许出了毛病的是诸侯争霸，外戚、宦官、权臣擅权，藩镇坐大，然而，骨子里都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条规律在起作用，都可以归结到人心向背，民不聊生。你说秦始皇吸取周之分封诸侯的教训而搞郡县制，然而，秦的二世而亡，难道是郡县制之祸，不是因为秦皇朝横征暴敛，严刑苛法而使陈胜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你说宋太祖吸取藩镇割据的教训而以“杯酒释兵权”，然而，导致宋代两次亡于外敌之手的，难道是因为缺乏骄兵悍将，而不是官商勾结、两极分化、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按照西汉徐乐的话说，诸侯、宗室、外戚、权臣以及尾大不掉的藩镇等等出了问题，统统都只属于“瓦解”的范畴，而“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唯有“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才是不可救药的“土崩”。
然而，方孝孺深“虑”的偏偏不是民心而是“天心”。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要像“古之圣人”那样，“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然而，又有哪一位“圣人”真能使“天眷其德”，而使他的子子孙孙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离开了“民心”，无论怎么深“虑”都无济于事。方孝孺终于没有弄明白，天下只能是天下人的天下。任何家天下，都不可能传之千秋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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