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圣
父亲已离开我们12年,但他留给我的追忆却仿佛如昨。父亲生前二三事,最让我刻骨铭心,难以释怀。
记得小时候,家里收有一枚雕刻“公”字的木印。一次秋收时节,父亲回家取“印”,带我同赴晒谷场。晒谷场上,社员们将谷子堆成座座“山峰”。见父亲到来,生产队长说道:“收工了,我们盖印吧”。队长手上也持一枚木印,刻着不同的字。围着谷堆,盖印开始。父亲手持木印,在“山坡”小心翼翼盖下,坡面顿时凸立一个“公”字,周围未镂空处则出现2厘米深凹槽。随后,父亲用草木灰填满凹槽,使灰面与坡面持平。队长如法炮制,在父亲印迹旁盖上印记。待全部谷堆盖好印记,他们才用麦草帘子将谷堆盖好。回家路上,我好奇地问父亲:“为啥要盖印?”他对我说:“这是公家的粮,盖印就是做记号,如若印记散了,谷子就被动过了。”我又不解地追问:“为什么要盖两个不同字的印?”父亲正色地说:“要是只盖一个印,晚上盖印的人把谷子搬了再盖上印,那不就出问题了吗?”他进一步解释:“明早上工,社员们要掀开草帘子查看印记,看到印记完好才放心呢。”至此,我才对“印”的作用恍然大悟,“公”字也在我心中,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多年后,我走上执法岗位。对于行政执法,法律也有明确规定,现场执法必须2人以上;同时,行使行政执法权,必须接受执法监督。那次盖印经历,成了父亲为我上的第一堂公正执法启蒙课。
1988年,我高考落榜后,被送到大姑父所在的镇学裁缝,暂住大姑父家。大姑父是操持蔬菜的好手,他借助毗邻集镇的“地利”,搞起了大棚蔬菜。虽然栽种数量不大,但品种丰富,常常赶早到镇上卖菜。我每次回到大姑父家吃饭,都能听到他如数家珍,唠叨着当日菜价和收成。有一回,大姑母对我说:“你们小辈其实没吃过什么苦。当年,我做姑娘时,和你爸那才叫苦。你爸10多岁就带着你二叔,每天早出晚归去放鸭,风里来,雨里去。中午带些干粮,遇着方便的好心人家,向人家要碗热水;若是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就只能喝冷水吃干粮。我比你爸小2岁,一个半大姑娘,弟弟妹妹都很小,帮不上什么忙。我每天推粪车、挑萝担,忙不完的工,做不完的事。一次,你爸看到我累倒了,很是心疼,将你叔叔们叫到身边,叮嘱他们说:‘你们长大了千万不要忘记大姐,将来大姐嫁了人家一定要对她好点’。”
父亲过世后,按照老家习俗,灵堂设在大哥家客厅。当晚,一家人默默相对,沉浸在悲痛之中。忽然,我隐约感觉传来一阵啜泣声,只见父亲灵柩旁,站着一位老太太和一位中年男人。走近一瞧,中年男人原来是我20载未见的初中同学。见我过来,他拉着我的手安慰道:“老同学节哀。听说老爷子仙逝,我陪母亲过来吊唁。小时候听母亲说,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老爷子接济过我们,用8斤小麦救了我们一家人命。”8斤小麦?我难以置信。小时候,家中虽有父母两个劳力挣公分,但6个子女口粮捉襟见肘。有时,家里揭不开锅,我们就爬榆树,采些榆钱将就着烧“菜粥”……
抚今追昔,忆事思人,父亲的二三事深深地影响着我。他教会了我做人道理和做事原则,给了我逆境时不沉沦不自残的坚强,顺风时不自醉不偏航的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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