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曾失和之后

沈  栖

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出现过一批中兴重臣，曾国藩、左宗棠赫然在列。其功绩史有定论，在下学力不逮，不予置喙，仅就两人失和赘述一二。

左宗棠素有“湖湘第一才子”之美誉。但他在政坛上脱颖而出，与曾国藩的提携是分不开的。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一日，经同僚胡林翼推荐，曾国藩与左宗棠初识于长沙，两人“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曾国藩致胡林翼函）。在攻打太平军时，左宗棠随同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襄办军务。在曾国藩看来：“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左宗棠字）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于是，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向咸丰帝疏荐左宗棠任浙江巡抚，说他“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而左宗棠在曾国藩麾下的幕府生涯为日后他纵横官场积累了丰富的人气人脉资源。可是“自太平天国之后，即与曾氏交恶”（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由“推诚论交”到“凶终隙末”，似乎左宗棠不无负义之嫌。

左曾失和的直接导火线是克复金陵后，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洪天贵有没有死的问题。曾国藩轻信众将所言，奏报其已“积薪自焚”，而左宗棠据金陵逃出难民之供认，洪天贵已逃至广德，后入湖州。于是呈密折直陈。军机处批复左宗棠的廷寄云：“湖熟防军所报斩杀净尽之说，全不可靠”。如按左所言，曾的行为无异于欺君罔上。尽管曾上折反驳，但无法改变左所提供的事实。一场激烈的“口水战”，使曾左陡然反目。

台湾已故作家高阳著《清朝的皇帝》一书，论及此事：“平心而论，曾左失和，如谈起因，则曲在曾而不在左”，理由是：“左宗棠不是受职公庭、拜恩私室的那种人，自以为公私分明，而按其行谊”。左宗棠所为基于其性格：“锋颖凛凛，好自矜伐”、“刚峻自天性”。（《清史稿》）同治三年失和后，左常恐曾扼其饷源。但西征筹饷，曾始终支持，并遣刘松山一军相助。

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病逝后，左宗棠闻讣“甚悲之”，除捐百金料理后事外，还笔蘸深情地撰写了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在表达自己对恩师的尊敬和歆慕的同时，也流露出丝丝的歉意和愧疚。左宗棠首先肯定了恩师的人格：“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曾国藩效忠朝廷，鞠躬尽瘁，在这一点上，左宗棠“自愧不如”；就报效国家、剿灭洪氏，师生有着“若金”的“同心”，而恩师对自己的成长，则是“攻错若石”，起着引领的奖掖作用，这使得他虽已多年隔阂恩师，但回首反思，还是由衷感慨：“相期无负平生”。一番知遇之恩的拳拳之心和知恩图报的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左宗棠撰写此联后，家人似有不解。于是，他致函儿子左孝威，称挽联所言，“亦久见奏章，非始毁而今誉”；两人矛盾“有争者国势兵略，非争权竟势比”。并嘱其“丧过湘干时，尔宜赴吊，以敬父执；牲醴肴饶，自不可少；更能作诔衷之，申吾不尽之意，尤是道理”。如此肺腑之言，不仅为师生失和作出了很好的诠释，也给那副挽联提供了一个注解。之后，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后人给予极大的庇护和关照，如曾纪泽就是经左宗棠力荐任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右侍郎、海防大臣。由此，学术界普遍认为：左曾失和为公不为私。斯论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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