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栖
1827年,14岁的洪秀全考为童生之后,连续17年四次考秀才均名落孙山。科场失意自然引发他复杂的心理反应和强烈的行为反弹。于是,潜在的逆反思维促使他摒弃了“读书做官”的意念,寻求另类的仕途之路,即:造反——“我今为王”,“手握乾坤杀伐权”。
洪秀全造反滋生于一种仇恨的心理基因。而这种仇恨针对的绝不是科举制度,而是那些导致他屡屡落榜的考官及其考题,遂产生“让我来考天下人”的报复行为。
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始终将科举考试视为太平军的“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的要事之一,亲自动员、布局、定时、出题、揭榜。如1851年底,太平军造反后首次占领了小城永安,战事繁复,百废待兴,然而,洪秀全却于翌年1月举行了科举考试,并任主考。考题为《天王万寿诗联》。有史考云:这是为洪秀全登极称王后第一次过生日。将生日和考试联姻,洪秀全的“科举情结”可谓大且深!颇为有趣的是,这一情结在太平军上层肆意蔓延。1853年,攻入南京后,在杨秀清生日时举行过考试,由洪秀全主持;在韦昌辉、石达开生日时,也相继举行过考试,由他俩分别担任主考。1854年始,太平军还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地举行过乡试,并专门举行过一次女科报考。即使在腥风血雨的内讧期间,科举考试依然举行,由蒙得恩(洪秀全的宠臣)任正总裁、陈玉成任又正总裁。1861年,还煞有介事地颁布了由干王洪仁玕主持制定、由洪秀全批准的《钦定士阶条例》,却因濒临末境而未实行。
学术界普遍认定,隋代始建立科举制度。之后历朝历代的八股考试的内容都是限于《四书》《五经》,南宋后又以朱熹的注疏为准。太平军的科举考试则与之大相径庭,当有斥清朝政府、反传统文化的意涵,但更多的是颂扬洪杨、信奉邪教、美化暴政、顺从专制的内容,考题诸如“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颂”“四海之内有东王”“立整纲常醒世,莫教天光鬼迷解”“诛残妖以安良善策”“真道未知须醒悟”“平定江南论”等等。
基于笼络人心、扩大影响,太平军的科举考试没有当时清廷那么严格、那么规范,大凡应考者,只要笔试满题,且几无出格的言辞,大体上都会中一个等第,恰如《金陵省难纪略》所言:“大约应考人无不中试者”。除三鼎甲赐冠服金花、次一等有袍无冠、再次者红绿绉短袄,乡试中式者谓举人(后分博士、约士、杰士),并且中式者甚夥,如1854年,湖北1000余人应考,取800余人;1857年,安庆乡试,仅潜山一县就有84人中举人。
已故学者潘旭澜曾判定:洪秀全的所作所为是“孕育了一个科举的怪胎”,堪称的论!顺着其思路考量,我则认为:它是我国八股考试日臻末路的一曲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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