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贵在“真实”

□沈  栖

日记，立此存照，最真实地记录着自己的学习、工作和思想，也记录着个人生活中一些最私密的心理活动、最深沉的人际感情。它的写作甚至不允许他人（即便是最亲密者）的干预。

列夫·托尔斯泰后半生娶了比自己年轻18岁的索菲亚为妻，自有幸福，但也有痛苦，因为夫人对托尔斯泰所有写下的文字必须亲睹，他再也不能独享自己的日记。写日记对其而言，只面对自己的灵魂、只和上帝对话，如今却插进了一个“第三者”，这日记就变了味道。夫人的无形在场便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托尔斯泰记叙的心态，使他有意无意地用她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写下的东西。所以，托尔斯泰晚年日记的真实性和可信度逊于早期。

文人写日记不如写诗文那般精心推敲和布局，往往随意大于琢磨。世人想从他那些篇佚繁复的日记中领悟其思想观念，亟需细看并客观把握全部日记，绝不能断章取义。

1922年底，爱因斯坦应邀赴日本讲学，途经中国上海，逗留了3天，并以日记形式写下一些观感。后来，爱因斯坦的女婿鲁道夫·凯泽尔《爱因斯坦传》里摘抄了其中的一些内容，诸如中国人是“淳朴的劳动者”，“被残酷地虐待，受到的待遇连牛马都不如”，俨然充满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中文版《爱因斯坦文集》专门将这些段落摘出，以《对上海的印象》为题收入第三卷，编者按语断言：“对于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深为同情”。后来，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游记》，披露了上海三日游的全部日记，却给人以相反的印象，他绝非同情，而是歧视，如：中国人是“像羊群一样的民族，更像机器而不像人”，“生活在肮脏的土地上，臭气熏天”等，还讽刺中国人蹲着吃饭的丑态，嘲讽中国女性缺乏魅力，暗示了“黄祸论”，说什么“如果中国人取代了其他种族，那就太可惜了”。其女婿选择性摘抄，省略了会引人诟病的内容，屏蔽和歪曲了爱因斯坦的真实想法。

日记贵在“真实”两字。日记里，记录者思想较为开放，提出不同意见，甚或保留反对意见都是常有的事，即使错了，也是认识问题，他理应有主张的权利，无须今昔翻转，频频修改。

一生创作严谨的著名学者季羡林对日记主张“一字不改”。2003年，一家出版社与季羡林洽谈，欲出版《清华园日记》（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见其中有些青春期的叛逆，诸如骂老师、看大腿、做春梦等，编辑出于维护季老形象，建议“做适当的删改”，季羡林断然拒绝：“交出日记之前，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一句话也不删，一个字也不减。真实的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季老自白：“我写日记，有感即发，文不加点，速度极快，从文字上来看，又是难免有披头散发之感，却有一种真情流贯其中，与那种峨冠博带式的文章迥异其趣。我爱上了这些粗糙但却自然无雕饰的东西。”最终，编辑遵从之，在未作任何粉饰的情况下，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日记的内容。如此“不完美”的日记彰显出这位大师对自己、对读者、对历史极端负责的精神。

孙犁说：“文人之日记，皆为其历史断片，如有系统，编得完全，则可窥见其历史全貌，甚可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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