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远赴国外工作 突发疾病家中病亡

　　□  记者  章炜

　　2020年12月，姚先生与乌干达一家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乌干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担任项目主管。2023年9月，姚先生突发疾病。后因病情危重，乌干达公司安排飞机将姚先生及家人送回国内，并入住当地医院。12月底，姚先生在家中病故。姚先生家属提出赔偿要求，但是双方差距过于悬殊，无法达成一致。于是，双方来到闵行区华漕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希望通过“三所联动”化解该起矛盾。

　　与上海公司早已解除劳动合同

　　调委会接到该案后，调解员及值班律师立即展开工作。据了解，姚先生生病期间，乌干达公司共支付了医疗费用、交通食宿费用等合计约76万元。姚先生病故后，由于乌干达公司在我国国内无人员，于是委托中国合作伙伴上海公司的员工前去姚先生的老家慰问悼念。姚先生家属表示，姚先生是上海公司安排去乌干达打工的，也是在乌干达生病后死亡的，上海公司就要负责到底，要求按照上海的工伤及工亡标准给予赔偿，并要将姚先生2023年全年的工资全部支付给他们。

　　上海公司表示，姚先生之前是他们公司安排前往乌干达工作，但是2019年就解除劳动合同了。此后，乌干达当地的公司招聘姚先生，他并没有在上海公司的项目上工作。乌干达公司是在乌干达设立的，由乌干达公民担任股东，与上海公司只是有业务上的合作关系，并没有任何股权上的关系。

　　为此，上海公司还提供了姚先生与上海公司的离职协议、乌干达公司的相关文件等。鉴于上海公司与姚先生并没有劳动关系，也没有其他关系，所以上海公司不能赔偿和补偿姚先生亲属提出的任何费用。乌干达公司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除2023年正常工作的8个月工资外，还愿意补助3万元，预计总数在12万元。

　　通过与双方的初步沟通，调解员发现双方的差距大，而且对于劳动关系、工伤工亡等法律知识有不同的理解。为了避免姚先生家属再次出现过激举动，调解员兵分两路，分别做双方的情绪安抚和调解工作。

　　缩小赔偿差距，达成调解

　　调解员和上海公司的代表律师进行了沟通。从法律上来说，上海公司与姚先生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但是也希望能及时转达和沟通，顺利解决这一矛盾。上海公司方的律师表示，已经与乌干达公司负责人进行了沟通，也解释了姚先生2023年9月开始因病无法工作的情况在中国法律规定中属于病假，要支付工资，这与乌干达不同。乌干达公司同意支付姚先生2023年全年工资，而且可以适当提高补助金额，总额约为20万元，但是与姚先生家属提出的150多万元赔偿要求差距巨大。

　　在摸清乌干达公司情况后，调解员会同民警给家属做普法工作。调解员向家属讲解了劳动关系中因病死亡的关键48小时要素，向他们说明了要和上海公司确立劳动关系、进行工伤认定的困难之处。此外，通过民警普法以及多轮解释安抚，家属认可了调解员的说法，也认识到根本不可能向乌干达公司追责。在乌干达公司自愿补偿的情况下，尽量降低诉求，以尽快拿到补偿。经过不断努力，家属最终同意将总金额降到30万元。

　　见姚先生家属的态度发生转变，且双方差距接近，调解员立即组织上海公司与家属进行面对面调解。在调解会上，双方对2023年姚先生全年未付薪资金额折合13万元达成一致意见后，又开始对补助金额开始新一轮的拉锯。经多方努力，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最终确定补助金额为12.8万元。

　　就当签订协议书时，上海公司代表又提出，亲属的亲属证明材料不到，坚决不签调解协议。对于这一情况，调解员及时联系姚先生妻子，要求将相关证明材料的照片通过微信传送，原件也请快递到调委会。上海公司代表与乌干达公司负责人进行了沟通后，最终签署了调解书。

　　在调解员的引导帮助下，姚先生与乌干达公司就支付2023年工资及补偿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乌干达公司同意于2024年3月底和4月底分两次将25.8万元付至姚先生妻子的银行账号。一周后，调解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回访，双方均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