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勤工俭学花样多

　　古代的最高学府叫“太学”，虽然政府免除了太学生食宿费用，但日常生活消费仍需本人自理。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汉代经学盛极一时。汉代选官制度以“察举制”为主体，此外还有征召、辟除、荐举、博士弟子考课、任子、纳赀、留用等方式。太学等高级学府的学子是重要的察举对象，他们进修时若家境贫寒且无其他收入来源，只能靠勤工俭学维持生计。

　　汉代学生数量众多

　　汉代太学的招生渠道主要有两种，简言之，一种是太常直接选拔，一种是地方推荐。这两类入学方式均面向百姓，因此汉代平民学生数量较多，历史上有名的匡衡、桓荣均是出身贫寒的太学生。即便后来王莽时期增加了贵族子弟进入太学读书的特权，贵族子弟也不占用录取名额。到了后期，随着游学风气盛行，朝廷放宽了太学门槛。东汉时期，无论身份高贵还是出身贫穷，均可通过举荐或自行游学进入太学。

　　汉代太学在汉武帝初设时仅50名学生，此后人数不断增加：汉元帝时期达千人，汉成帝时期扩编至三千人，王莽新朝时，太学生已多达一万余人。这还仅是太学生的数量，尚未包含郡国学等官学、蒙学等私学的学生。

　　《汉书·疏广传》记载：“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有名气的文人私下收徒授课，属于私学范畴，其学生人数常达数百上千人。

　　官学与私学学生数量增多后，贫困学子缺乏经济补给、难以继续求学的情况必然出现，且此类情况日渐增多。因此，学生们只能依靠勤工俭学赚取钱财，补贴日常开销、维持生计。

　　勤工俭学选择多样

　　汉代太学正式生的食宿费用由政府承担，且可免除赋役，但日常开销需自理；非正式生则需完全自理所有费用。私学费用通常不低，成年学子需缴纳相应费用（部分源自算赋）作为学费，还需承担服兵役与劳役的义务。

　　《东观汉记》记载王阜求学时“取钱二千、布二端去”，这两千钱很可能是缴纳给老师的学费。

　　汉代学子勤工俭学的方式多样，其中最常见的是受雇充当劳工：或从事手工业，或担任杂役，或受雇于地主耕种田地。《汉书·匡衡传》记载：“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庸作以供资用”；东汉时期的桓荣也曾通过当佣工赚取生活费。

　　由于太学生大多具备一定学识，部分学生会受雇担任“佣书”——主要为官府或私人抄写书籍。《后汉书·公孙晔传》记载：“晔字春光，到太学，受《尚书》，写书自给。”班固的弟弟班超也曾依靠为官府抄写书籍赡养母亲。汉代经学昌盛，儒学迅速发展，社会对书籍的需求与日俱增，因此汉代佣书业相当兴盛，也为贫困学子提供了一条勤工俭学的途径。

　　与如今的大学类似，汉代学生也可通过为学府做杂役勤工俭学。古代学堂的勤工方式多为在食堂帮厨，《东观汉记》中就记载了梁鸿“同房先炊已，呼鸿及热釜炊”，即为同窗学子做饭的杂役场景。这种方式既能填饱自己的肚子，又能赚取报酬，还省去了外出奔波的辛苦，对古代学生而言是较为方便的勤工俭学选择。

　　还有一些年龄较小的求学者，因年纪尚小缺乏勤工俭学能力，便由家长陪同在学院读书，家长则一边做工赚钱一边照料孩子。西汉后期的丞相翟方进，十二三岁时到长安求学，母亲怜惜他年幼，便随他前往长安，以织履为生供养他读书。

　　学子“做生意”维持学业

　　虽然汉代经济不算繁荣，但经商仍是获利较多的方式。能进入学府进修的学子大多头脑聪慧，部分学生便靠做生意维持学业。

　　《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了刘秀与同窗合伙做生意的事迹：“资用乏，与同舍生韩子合钱买驴，令从者僦赁（即出租），以给诸生费用。”此外，《东观汉记》中也有刘秀与同乡朱佑共同售卖药丸的记载。还有学子通过为商贩充当劳工、杂役，或在餐饮服务业做工实现勤工俭学。大量学生参与劳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汉代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

　　王莽任大司马期间，曾将常满仓的北边设为“槐市”。《三辅黄图》记载：“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雍容揖让，或议论槐下。”学子们每逢朔日（农历初一）、望日（农历十五），可携带书籍、乐器等物品相互交易，这堪称最早的“地摊经济”之一。学生们既能换得所需商品，也可通过售卖自己抄写的书籍等赚取求学费用——通过勤工俭学，贫困生求学不再是空想。

　　汉代学子的升学途径

　　汉代重视教育，对儿童的启蒙教育尤为关注，当时的“蒙学”（即启蒙学堂）便是为孩童开设的基础教育机构。《四民月令》记载：“农事未起，命成童已上入乡学，研习《论语》《孝经》；八月暑退，命幼童入小学，学习识字、算术。”蒙学相当于现代的小学教育阶段，不过教学内容以基础典籍与实用知识为主，而非直接学习《五经》。

　　更高级的官办学府包括太学与郡国学。私学与太学并非先后递进关系，而是并行的教育体系：私学主要是有名气的文人私下收徒授课，汉代初期涵盖各学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逐渐以儒学为核心。官学的入学方式除太常直接选拔、地方推荐、私人游学外，还会招收异域学子，《后汉书》记载：“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来入就学”，便是例证。

　　汉代多数进修学子以“游学”为主，一是因为游学门槛较低。例如有位叫庾乘的人，曾任县衙门卒，县令见他有学习天赋，便建议他到太学游学，后来他果然成为太学博士。汉代太学虽为学术中心，但游学对象并非仅局限于太学：许多博学大儒也会招收游学弟子，不少学子便慕名前往私学游学。无论游官学还是游私学，学子们的目的一致，均是为了学习知识、充实自身。

　　汉朝的官民身份不再固定

　　经历春秋战国与秦代的战乱变革，贵族不再是隔绝平民与官员的绝对鸿沟。在春秋战国时期，平民想要进入贵族阶层极为困难，唯有才华横溢者，才有可能被统治者赏识而获得贵族身份。汉代以“察举制”为主体的官员选拔制度，为平民打开了上升之门：只要平民具备学识与才能，同样有机会成为官员。而太学、私学等学府向平民开放后，教育的普及也为穷苦读书人进入上层社会提供了更多机会。

　　班固在《汉书》中曾感叹：“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这说明汉代官员的任免不再一成不变，“卿相”与“匹夫”的身份转变可能仅在朝夕之间。官员有了危机感，便会更努力地工作以保住官位；平民百姓也会为了跻身官场而发奋读书。在这一政策导向的刺激下，汉代很快掀起了求学、游学的热潮，贫困学子在求学过程中面临生活窘迫，也只能通过勤工俭学来改善。

　　在“察举制”与低门槛太学的鼓励下，许多家境贫困的平民踏上了游学之路。但受困于囊中羞涩，他们中多数人求学并不顺利，需依靠家庭接济才能完成学业；家中无力接济者，则需在学习之余通过勤工俭学完成学业。

　　读书为了入仕，是古代绝大多数读书人的追求目标。“察举制”为汉代学子提供了阶层流动的渠道，也为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学子在求学过程中勤工俭学的经历，既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也为后世读书人树立了追求知识的榜样。

　　（综合整理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