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廷枢之叹

　　□王俊良

　　1884年6月，清廷以“该局本根不固，弊窦滋生，几难收拾”为由，调整上海轮船招商局领导班子。会办徐润“净身出户”，总办唐廷枢“专主开平”矿物，调离上海轮船招商局。至此，上海轮船招商局由“官督商办”回归原来“官督官办”，民间资本被权力挤压出局。

　　此时，距唐廷枢主政上海轮船招商局已过去十一年。唐廷枢主政之前，任英资企业怡和洋行总买办。买办的职责，就是负责洋行“洋货”在华销售和“国货”出口的职业经理人。洋行规定，在不影响洋行业务前提下，允许买办经营自己的公司。因此，唐廷枢名下粮食、茶叶、航运、钱庄等行业公司有十多家，入股相关行业不计其数。名下公司月收入在上万两之多，不包括洋行所发薪酬与销售提成。当时，清廷一品大员月工资，仅区区一百两。唐廷枢为何放弃“富可敌国”高位，屈就轮船招商局总办？

　　商人出身的唐廷枢，看中的是轮船招商局“官督”背景和“商办”的前景。尽管，后来的黯然离去，对他来说确实戚惶。当时，上海轮船招商局只剩“招商局”这块“牌子”，所招之商，也仅有北洋衙门官股10万两、李鸿章5万两、朱其昂兄弟各10万两，共计35万两白银。运营半年，净赔4万2千两白银，购买船只、设立货栈、开辟航线、建立码头等项业务，根本无力开展。招商局的运转和经营，深陷无股可招、无钱可用窘境。

　　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力邀唐廷枢主政招商局。让唐廷枢用自己熟悉的管理模式，来运作轮船招商局。1873年6月，唐廷枢提出，要“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主张剔除官办因素，按照“买卖常规”招募股份。作为职业经理人，唐廷枢直指“官办”弊端，在“商人只有出钱的义务，却没有经营的权力”语境下，改变“生意赚了还好说，做赔了可找谁去理论”现实。

　　唐廷枢的要求，李鸿章一一认可。之后，新《招商局章程》颁布，经营方针由之前“承运漕粮，兼揽客货”，改为“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这一变，确定了轮船招商局逐步摆脱权力，独步市场定位。市场化运作，带动了民间资本的进入，轮船招商局股票迅速飙升。1877年，主政轮船招商局仅仅四年的唐廷枢，力主拆巨资222万两，收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包括旗下7艘海轮、9艘江轮及各种趸船、驳船、码头、栈房、位于上海外滩9号的办公大楼。上海轮船招商局，跃居亚洲轮船公司首位。

　　然而，当资本遭遇权力，往往溃不成军。唐廷枢所争“说了算”的总办之权，虽说只是“经营权”，亦为“官督”之官不能允许的。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官督”之“官”，是一个大到令唐廷枢无法看到的皇权体制；“商办”之“商”，却是唐廷枢一个人在“战斗”。淘汰唐廷枢，表面看是“商办”与“官督”之争，实质是“资本”与“权力”的较量。

　　设若李鸿章不改“商办”为“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会办三、四人应由督办察度商情，秉公保荐”，尽废唐廷枢规定由股东推举商董和总董主持业务的原则，怎会有“官办”之官盛宣怀，迅速将招商局股票全部股份一半归在自己名下？轮船招商局又怎会沦为皇权提款机？仅1894年慈禧“万寿庆典”，招商局就报孝白银五万两；1899年至1903年，招商局为慈禧报孝白银，累计高达三十八万两。

　　其实，唐廷枢出局在其入局之前已成定局。事实上，企业按“买卖常规”经营，在不具备公平竞争的市场和法律、法规保障情况下，与“官”谋“说了算”的经营权，无异于与虎谋皮。唐廷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办有成效倏忽变，官夺商权难自主”悲愤，只有借郑观应之口，空发“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之叹！然而，其在晚清洋务运动中地位，依然无人出其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