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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凤 谢绮雨
电影 《我不是药神》 通过对病人、商人、政府三者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的群像刻画，将社会问题毫不掩饰地抛露在大众面前。
面对生命权、金钱、知识产权的三角博弈，谁才是解药？
生命权的法益在于公民依法享有的生命安全利益不受侵害，是法律所要保护的最高权利形态。电影结尾部分，程勇面对黄毛的车祸悲痛地说：“他才20岁，想活命有什么罪？”是的，活着是人的本能，但面对能够救命的天价药，承担不起药费的人只能等死。
此时，我们并不能认为病人的生命权被谁剥夺了，因为侵权行为要件之一是存在过错。这件事上，病人无错，医药公司要收回科研成本无错，公权力机关为了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也无错。所以即使是最神圣的权利，也无法因为承担不起药费而归责于谁。
金钱是资本的最原始形态，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医药公司不是穷苦病人的救世主。电影的经典台词：“这世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借用反派张长林口中说出，其讽刺意味恰恰刻画出残酷的社会现实——病人和医药公司的矛盾之中，金钱就是那道鸿沟。没有研制出新药前，等死是一种认命； 有了对症药却买不起，失去生存的希望却成了对道德的控诉。
现有社会体制下，专利权是保护创新的最好方式，但其代价就是在保护期内，新产品（即电影中的原研药）价格昂贵，超出普通患者可承受范围，于是催生出仿制药的市场。
仿制药的价格在电影里出现过三次：5000元、20000元和500元，远低于正版药40000一瓶的价格，可还会有人觉得贵，因为人贪图便宜是天性使然，要不然为什么“双十一”每年都创交易额新高，难道不搞促销大家就都买不起了吗？仿制药的泛滥后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直至良币完全退出市场——没有了医药公司的科研投入，其他还未研发出药物的病症又该如何解决？
当相互冲突的三方关系摆在法律面前，正义的天平又该如何取舍？“法律是没有激情的理性”，锱铢必较的程序正义，确是法律高于道德的动人之处，但良法却不能脱离道德存在。司法正义在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其侧重点，当今社会，司法为民的价值观，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站在了陆勇（电影中程勇的原型人物）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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