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虎科场舞弊案前后

　　孙晓鸣

　　素有“江南第一才子”之称的唐伯虎，在众多文学作品中皆以风流潇洒的形象示人，但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却是一名十足的悲情人物。在弘治十二年（1499）礼部会试中，唐伯虎因涉嫌舞弊而卷入官非，永绝仕途。这一广受关注的科场舞弊案也因案情复杂，真伪难辨，而成为明代历史上一桩著名的公案。

　　唐寅，字伯虎，生于明成化六年（1470）苏州府吴县。自幼才气过人，16岁考秀才，“童髫中科第一，四海惊称之”。29岁参加乡试又一举夺魁，高中解元。他才情洋溢的文章不仅被乡试主考官梁储慧眼识中，还被其带回京师呈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程敏政欣赏，程也由此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唐解元相当赏识，赞不绝口。对于此时的唐伯虎来说可谓春风得意，风光无两。然而正当他满怀热望欲再博功名之时，一场科场舞弊案将他的锦绣前程彻底断送。

　　弘治十一年（1498）冬，唐伯虎与江阴县举子徐经同船北上，准备参加次年二月的京城会试。抵京后，其他举子多栖于旅舍备考，而处事圆滑的徐经则偕唐伯虎四处活动，结交名流。二人颇为放浪不羁，每访一处皆由徐经携厚礼招摇过市。在二人频繁造访的公卿府邸中，就有后来被任命为今科会试主考官之一的——程敏政府，由此为唐、徐、程三人的悲剧性结局埋下伏笔。

　　次年会试前夕，弘治帝命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礼部右侍郎程敏政为主考官，连夜拟出考题。程敏政学识渊博，认为只有出难题才能见真章，于是在策问中出了一道极冷僻的试题，致使举子“多不能晓”，试后灰心丧气，唯唐伯虎和徐经得意忘形，公称今科会试定能榜上题名。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不久，户科给事中华昶上书弹劾程敏政“私漏题目于徐经、唐寅”。此奏一出，朝野震惊。

　　科场舞弊历来为国之重罪。收到奏疏后，弘治帝大怒，立令程敏政停止阅卷，并命李东阳将试卷中“凡经程敏政看中者重加翻阅”，但审查结果显示，徐、唐的试卷根本不在“取中正榜之数”，换言之，二人都落榜了。如此看来，华昶的指控并不成立，该案至此本应了结，但面对朝廷内外的持续热议，为进一步查清案情，弘治帝将华、徐、唐三人一同下狱，“明白以问，不许徇情”。而会试另一同考官林廷玉也突然发难，“复攻敏政可疑者六事”，更有其他言官上书“皆请释昶而逮敏政”，如此，程敏政也被诏逮下狱。案件至此愈演愈烈。

　　严刑拷打下，不堪折磨的徐经屈打成招，承认“贿其家僮，得试题”，而程敏政始终不服指控，要求各方共同在“午门前置对”。置对中，徐经推翻此前供词，“谓来京之时慕敏政学问，以币求从学，问讲及三场题可出者，经因与唐寅拟作文字，致扬于外。会敏政主试，所出题有尝所言及者，故人疑其买题，而昶遂指之，实未尝赂敏政。”据此，程敏政虽未受贿鬻题，但因“临财苟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遍招物议”而勒令致仕，华昶因“言事不察实”遭贬官，徐、唐二人则以“夤缘求进之罪”被贬为吏，终身不得科举。

　　一场轰动朝野的科场舞弊案终于落下了帷幕，但因该案一无真凭实据，二来草草而断，真相始终扑朔迷离。人们不禁问，拥有真才实学的唐伯虎究竟是否参与了科场舞弊？对此，后人多认为唐伯虎只是被牵连的受害者，或党派斗争的牺牲品。然而重重迷雾中，真相或许并不简单。此前所提梁储将唐伯虎之文交于程敏政这一细节背后，可能蕴含着科举制度下一个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座主与门生之约。

　　明代官场中，除同乡、同年外，师生可谓为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按科场惯例，考生一般将录取自己的主考官视为座主，并自称其门生。当门生进入官场后，这种因科举而来的师生关系，又能构成一种互相扶持的政治利益关系。

　　本案中，才情过人的唐伯虎在会试前已然名动天下，爱才惜士的程敏政对这位文坛奇才亦青睐有加。为获取科第，唐伯虎奔竞于程府，“以币求从学”。而程敏政求贤若渴，或就此与唐伯虎约为师生，将这种私人关系进一步上升为政治同盟，以期今后在官场上共谋前程。于是出现了在其主笔的会试考卷中“所出题有尝所言及者”，并最终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