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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哲灿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经义成了断狱决讼的依据。唐代以后，官员以四书五经科举入仕，在司法行政活动中不断践行儒家教义，教化民众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王朝更替，治乱相生，儒家伦理贯穿始终。但儒家伦理强调的是社会秩序的维护，并非个人权利的伸张。
晚清修律，引进西法。西方法律主张天赋人权、个人本位与儒家所主张的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社会背道而驰。儒家伦理在法律上开始瓦解，却依旧深深植根于民众的行为选择之中，这导致我国虽然全面推行依法治国，但民众普遍存在厌讼心理，在生活中体现为：长期遭受家暴，怕被人笑话而不敢声张；亲友有钱不还，碍于情面而不诉诸法律；认为婚前财产公证有伤感情。但凡从法律角度坦然面对这些问题，往往能促进关系长久的维护，一味求和只促成了表面的和谐，一旦积怨爆发，后果反而更严重。
其实，我们能巧妙利用扎根于民众行为选择中的儒家伦理推进法治建设。在反诉讼的乡土社会中，遇到矛盾通常由德高望重的长辈进行调解，这种调解往往不注重双方之间的是非曲折，而是从情理角度对当事人进行教育感化，找出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人情关系的维系重于是非曲折的伸张，人伦意义的“公平”重于客观意义的“公平 ”。在推行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将调解纳入法治的框架之下，对乡绅进行法制教育，让调解的侧重点由“情理法”转变为“法理情”，使民众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得到法治教育，逐步根除儒家糟粕对民众行为选择的影响，学会用法律思维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求和。
利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也必然成为历史的趋势。老一辈在儒家“和”的思维影响下，面对利益冲突，往往会做出让步，将不满情绪在内心积聚。而年轻一代接受了现代化教育，逐渐对法治思维方式表示认可，与其九曲十八弯让人造成误解甚至导致积怨，不如开诚布公，直面利益冲突，运用公平与正义进行解决。
儒家文化的确存在一些糟粕，在调解中侧重“法理情”能逐渐剔除一些儒家糟粕对民众行为选择的影响，使民众开始运用法治思维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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