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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慧
近年来，未成年人涉嫌恶性刑事案件的情况频发。全社会在唏嘘未成年人到底怎么了之余，也将关注点集中到了未成年人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上，对于未成年人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是否有必要下降的争论甚嚣尘上。作为法治报刊理论部编辑，多年来的约稿经历也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犹记得前两年，对于下降未成年人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尚未如此之高。约稿时，交流过的刑法学教授们观点都是一致的，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不能降低。多位专家为此撰稿，理由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例如：立法应考虑普遍情况，不应过多考虑个案；刑法具有谦抑性，且效果有限，副作用大；对未成年人，教育应当优先于惩罚等。
但随着全国未成年人涉嫌恶性刑事案件的报道接连出现，教授们的看法开始出现差异。尽管不少教授们坚守阵地，但面对社会舆论却觉得前景并不乐观，曾有教授感叹，在群情激奋之下，能坚持这一观点已属不易。
渐渐地开始有教授认为，刑法应当要回应社会公众的需求，当未成年人犯下恶行却免于刑事处罚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社会民众的恐慌情绪，要发挥刑法的抚慰功能。所以，下降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是当前环境下需要考虑的问题。
那么要下调到几岁呢？有教授认为，12岁比较合适。从种种案例来看，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大量表象为恶性犯罪，且这种恶性是其明知的。但这一观点仍在少数，因为会有更多的人质疑，为什么是12岁而不是10岁呢？如果今后有8岁的孩子犯下恶性刑事案件，又要考虑8岁吗？
对此我也有所思考，有没有可能不降低绝对刑事责任年龄，又能安抚社会情绪，让犯下恶行的孩子不至于逍遥法外的方法？与同济大学的金泽刚教授沟通后，我约到《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非唯一治理路径》一稿，刊发于本报今年11月6日B6版。这篇文章的观点结合我国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界定，考虑引入英美法系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对不符合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在严重的暴力犯罪时，如果能够证明其具有完全的辨认与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则补足其年龄，使其承担相应刑事责任。文章中还设计了具体的规则以及相应的配套制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找来一读。
但无论绝对刑事责任年龄最终是否会降，有一个观点值得深思，对未成年人，教育应当优先于惩罚。毕竟，如果前期的教育没有到位，光靠刑法来震慑未成年人，无异于天方夜谭。
正如日前最高检联合公安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那样，“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往往是由于其所处的不良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所致，单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能否从根本上有效解决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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